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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北大人--走出北大回北京和"莫須有"
我們是北大人
作者:戚燕平

    我是一只丑小鴨,1963年,不負母校和家人的厚望考上了北大。媽媽賣了一只雞和50個雞蛋,給我買了一個搪瓷臉盆。扛起破舊的鋪蓋,提著新臉盆,我擠上32路汽車,到了中關村。62級一位面容清秀的師姐沈達力(“文革”中慘遭迫害,自殺身亡)熱情地迎我進了校門。她招呼一位男生“搶”過我的行李,領我到大飯廳門口報了到。隨即,她又帶我去食堂,看圖書館,轉教室,逛未名湖……

    北大的一切讓我眼花繚亂。北大真美,能在北大上學多么幸福!

    五年以后的1968年12月,“軍宣隊”主持了我們“一次宣布生效,不得更改”的畢業分配。沾了父母解放前是窮人的光,再加身體不好,我被留在了北京。等待北京衛戍區來接我們的那幾天,“軍宣隊”老王同志召我去32齋,與另一同學共同監督燒毀“黑材料”。一沓沓貼著姓名標簽的“反動言論材料”在洗臉間的水池中點燃,瞬間化為灰燼。火光中我驚奇地發現,那堆紙里竟然還有一本整我的材料——同班某某熟悉的筆跡,分明寫著“戚字”多少多少號。老王同志當場說,甭管是哪派整哪派的,今天咱們軍宣隊主持,兩派同學共同監督,全燒了,一風吹了!不過,我相信,當年風華正茂的北大學生,誰也不會忘記文革中挨整的經歷;那激情燃燒的歲月,不但不會被風吹走,而且將永遠留在我們的記憶中。

    經過幾年的部隊再教育,我回到了北京,并有幸在恢復高考招生后調到了北京中醫藥大學。

    這還得感謝我妹妹。她78年考上了中國中醫研究院研究生,主持復試的幾位老中醫對她的醫古文成績很感興趣,問她怎么學得這么好,不經意間她冒出一句:“我姐是北大中文系語言專業畢業的。”那幾位主考官很高興,座中一位就是北京中醫藥大學醫古文教研室主任,他當即便問你姐在哪兒工作,愿不愿意到我們這兒教醫古文。妹妹立刻作了肯定的回答,于是馬上打街道傳呼電話,招我到了中醫藥大學教務處。老教務長與我“約法三章”:一,不能再考研究生“飛走”;二,學校近期分房,可能沒你的;三,最近一次調工資你也不能爭。我一一允諾:只要能進高校,還搞古漢語,我什么都答應。

    就這樣,報到一周后我便走上了講臺,出色地一干30多年,直到65歲身體不支才退休。
回首人生往事,我總結了兩條:一是要有一顆善良的心,二是要努力學習,不斷進取。有了這兩條,北大這塊牌子就能時時護佑著你!——因為我有一顆善良的心,上天賜我一位品學兼優的好丈夫;因為我孜孜不倦努力學習、勤勉工作,我贏得了歷屆學生的好評和擁戴。“優秀教學獎”、“教書育人獎”紅本本一大堆。

    在我們中文系63級,郭慶山是個才子,大學一年級時便在《光明日報》副刊發表散文佳作《迎春花》。他的書法也堪稱有道,曾師從于老一代書法家鄭誦先、吳玉如、啟功、周玨良等先生。他還是個謙謙君子,講話慢語輕聲,舉手投足都像他的恩師散文名家韓少華。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卻在“文革”中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222反革命小集團”的“狗頭軍師”!我不相信他會是反革命,看著他彎腰“噴氣式”挨斗,有一次竟被人從臺上踢到臺下,我特別同情甚至心疼。我那顆善良的心下意識地慫恿我去接近他,這一接近不要緊,由此,我才有生以來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作“反革命”,也才知道了他這個人是多么地純潔,多么地赤誠!

    我是個沒有什么文采的平常女生,一只丑小鴨,本與這位才子無緣結為秦晉,但就是我的這顆好心深深觸動了他。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那次談話,他因害怕會連累了我,輕聲說:“你,你怎么還敢跟我笑?”
我是從“文革的垃圾堆”里刨出了這塊“金磚”,沒考慮他的“黑五類”家庭出身,也沒考慮他頭上的那頂“反革命”帽子,更沒考慮他被發配到遙遠邊疆之后將來怎么辦。當年嚴格的戶籍制度和艱難的人事調動都預示著,我們可能這輩子都得像牛郎織女那樣生活!但是,我佩服郭的才華,愛他的文雅氣質,更愛他的善良精誠品格。我敢用青春賭明天,有勇氣贏得此生真愛,而我的這顆心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如今,我們結婚四十余載,相濡以沫,恩愛有加。

    乍一聽說我和郭慶山結了婚,許多同學都感到驚訝,甚而直到現在還有人惋惜他沒能找一個漂亮的才女,這是因為他們不了解我們的真愛。他有一部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慧明湖上》,其中男女主人公的苦戀,約略道出了我們的隱情。簡單一句話:我就像伊索寓言中的那個農夫,用自己的身體溫暖了凍僵的蛇,而那條蛇是個善良的才郎啊……

    “文革”中他被勉強分配到寧夏一個偏遠山村教小學,婚后八年的兩地分居生活,我們苦哇!然而,“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的詩句支撐著我們的精神,飽蘸愛意的“兩地書”慰藉著我們的心靈。為把他調回北京,我一方面要努力工作,贏得領導和同事的信任與同情;另一方面又要在市、區各級人事部門奔走,可謂心力俱悴。最讓我心酸的是,就在這段時間里,我懷揣著“先兆流產”的醫生證明,不敢休息,堅持上班,終于造成孩子不保,自己也落下了難以治愈的婦科病,終生失去了做母親的資格……
在惴惴不安等待各級人事機構批準調動申請的日子里,我熬過了多少不眠之夜!郭在寧夏的一段經歷至今讓我心驚肉跳。

    大概是72年寒假后,他從北京回六盤山隆德。因山區不通火車,而氣候多變,汽車又常常停運。那一次,他為了及時趕回學校上課,不得不徒步走山路。
    天已經黑了,要到學校還得再翻過幾個山頭,他加快了腳步。走著走著,猛然間,他發現遠處有一圏兒燈光,心想:怎么,這里通電了?但另一個意識馬上驚醒了他:不是燈光,是狼——狼群!
在這漆黑的夜里,每一只狼眼都在幽幽地閃光,那群畜生圍過來了!他頭發根豎了起來,腿一軟,連人帶東西一齊滾下了山坡!
    身體觸地的一瞬間他忽然想起,這里他曾來過:去年冬天,他帶領學生,翻山越嶺,一隊一戶地宣傳農業政策……天可憐見,這個傻瓜有救了!而且,他還隱隱約約看見一棵歪脖大柳樹,他的一個學生就住在那里!他連滾帶爬到了樹下,撿起一塊土坷垃,一邊砸門一邊喊叫……
那一夜,是他的學生和幾個好心的農民打著火把將他送回了學校。事后我曾不斷地想:如果那夜他被狼吃了,寧夏方面以為他回京探親了,我這里以為他返校工作了,而他已經入了那些狼腹,我這苦命的“郎”君可到哪兒去找哇?天吶!

    還有比遇到狼群更驚心的一幕,那是已經獲準調回北京到寧夏自治區首府銀川換取報到證的時候——我這邊幾年苦心經營、費盡周折,終于北京的調令發了過去,郭那邊也拿到了固原地區準予他回京的批復,于是收拾行裝,買好車票,激動地給我發了抵京時日的電報,興沖沖趕到銀川,以為只待領取自治區的批準函就萬事大吉了。
可他萬萬沒有想到,自治區政府人事部門的一個工作人員卻冷冷地告訴他:“地區批準放你,我們是自治區上級政府,我們還沒有批準!”
    郭僵在那里,可憐巴巴地囁嚅著:“可我已經買好了車票,也給我愛人發了電報了!”
    對方不屑地說:“那是你自己的事,這里還沒批準呢!”

    郭走投無路,在自治區大門口不住地徘徊:怎么辦?怎么辦?
    忽然想到,他當初的請調報告是固原地委主管文教的楊書記親自批準的,文革前楊是自治區的文教書記,此時剛剛調回銀川,官復原職;而且,妻子——就是我啦,還給這位楊書記寫過一封陳述家庭困難的長信,楊書記不但當即作了“應予解決”的指示,還給我寫了一封回信,這樣的領導,天下難找!他想:是否可以去說明一下情況特殊,碰碰運氣呢?也只有這個辦法了!
    天已向晚,馬上就要下班了。在大門即將關閉的最后時刻,郭不顧一切地沖了進去。

    “你有什么事?呃,是你呀,剛才,我不已經說了嗎?”那人一臉的不耐煩。
    “呃嗯,是這樣……”郭趕緊把自己的特殊情況說了一遍,還提到了楊書記,且言:“不信,你可以給楊書記打個電話!”
    “楊書記?”此時,那人的臉色一下子變得柔和了許多,而且真的撥通了電話。不知楊書記講了些什么,只聽那人一個勁兒地喏喏連聲,放下聽筒只說了一句話:“那你就走吧,這里的手續以后再辦!”

    郭當時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這是真的嗎?他只下意識地給那人深深地鞠了一躬,捧過蓋了公章的介紹信便匆匆走了出去——走?不,得跑——還有一個多小時,火車就開了!

    郭于次日夜里平安回到北京,我在車站接他,他摸著胸口指著懷兜對我說:“全在這里呢,我們團圓了!”
    丈夫調回北京,家里安定了,為搞好教學工作,我刻苦讀書補修專業知識。

    北大中文系63級共80多學生,女生12名。與眾多文人世家子弟不同,我的語言文學功力全是靠學校苦讀打拼出來的。上中學時,每天一個大窩頭、一塊咸菜離家,直到夜晚下自習回家,還在路上一邊走一邊掏吃口袋里殘留的窩頭渣兒。我喜歡古文,也喜歡寫作,雖無生花妙筆,卻也常有范文在同學中宣讀。北大學生都用功,與別人相比,我的底子薄,所以更是加倍努力。但“文革”剝奪了我們的大好時光,在學校只念了兩年多的書,要完成眼下的“醫古文”教學任務,就必須苦讀,盡快補上有關的古漢語語言課程。

    “醫古文”是中醫藥大學各專業的公共基礎課,旨在提高中醫藥學生的閱讀古代醫書能力,其性質屬于古代漢語語言課,教材內容主要是歷代史書中的醫家傳記、中醫典籍的序文以及醫案、醫話等。得益于妹妹是中醫藥大學畢業的臨床大夫,有關醫經的問題,我能跟她學;得益于郭慶山在商務印書館的新版《辭源》修訂工作,我拜識了好幾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擁有了一個得天獨厚學習環境——文史老專家劉葉秋先生悉心教我讀《十三經注疏》、《辭源》主編吳澤炎先生指導我讀古書做卡片、王力先生的高足李思敬學長為我補《音韻學》……這使我眼界大開,學識大長,古漢語功力大進,因而在中醫藥大學的“醫古文”教學聲名鵲起。81年利用教學輪空的一年時間,我參加了北師大舉辦的“訓詁師資班”,聽文字學泰斗陸宗達先生講《說文》、肖璋先生講《毛詩訓詁》……82年前后,我還常常趕回北大聽郭錫良先生、何九盈先生的古漢語課,耳濡目染他們的嚴謹學風,獲益終身。從78年到88年,近乎十年的苦讀苦干,我的學業、事業雙豐收。85年至87年,我主持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醫自學輔導”的《醫古文講座》,所編的《醫古文》教材發行逾萬。每次到電臺錄制節目,那5800字的講稿,字斟句酌,都浸透了我的心血。為普及中醫教育,我雖不敢以嘔心瀝血自詡,但卻絕對敢說是竭忠盡智。拼命三郎般的學習,忘我的工作,使我取得了驕人的業績,世界婦女大會在京召開期間,《中國中醫藥報》還特發了一篇記者采訪我的專稿——《她崇尚蠟燭精神》……

    然而,我的優秀業務水平和出色工作成績,換來的可不都是榮譽,還有小人的妒忌、卑鄙的誹謗和握有某些權力的學術痞子的暗害,甚至,他們竟找茬兒企圖給我加上“里通外國”的罪名。
    那是1989年,有人弄虛作假,把霍英東優秀青年教師教學獎頒給了一個教學評估根本不及格的人。我根據群眾反映,寫了維護學校名譽、維護青年教師權益的上告信。然而騙子仍然成功了,我卻被莫名其妙地抹掉了當年的校級優秀教師獎——那可是領導“不提名”,完全由學生“無記名”投票選出的榮譽啊!更讓人難以理解的是,事后,一位院領導還“親切”地對我說:你管那事干嗎?那是評青年教師,跟你也沒關系。你應該順水推舟就得了,何必得罪那一大片人?你知道評上的那人有多少關系嗎?多少級單位都給他蓋了章啊,你一惹就是一大片吶!我為此感到憤懣。恰在這時有香港朋友來信,問我生活、工作怎樣,我便將此事在回信中順便說了一下,誰知此信不知怎么竟落入他們手里,成了整我長達半年之久 、“里通外國”的“鋼鞭”材料,別有用心的丑類企圖把我整死。一個猥瑣的小人批判我“竟然敢在信中說領導腐敗”,且言,“就憑這一條,戒嚴部隊就可以把你抓起來!”對于這一切誹謗和攻擊,這一切“莫須有”的罪名,我當然進行了抗爭,有一篇文章就是這次挨整抗爭后沉思的副產品。
 
    挨整期間,我常常想到一個人,那就是岳飛——他恰是以“莫須有”的罪名被奸臣秦檜害死的,千古奇冤!而如今,同樣的罪名也落到了我的頭上,怎不令人怒發沖冠、痛心疾首哇!在那難熬的日子里,我突發奇想:為什么不好好研究一下這個問題呢?因為,“莫須有”這個詞語在我們的字書、辭書中壓根兒就沒有得到過令人信服的解釋。我把這個想法跟郭一說,他也非常贊同,因為他在“文革”中被整得比我更慘,那幾乎是要了他的命!

    決心一下便立刻開始工作。在那個炎熱的夏天,我和郭跑遍了北京的各大圖書館,搜集并抄錄了與這一冤案有關的所有能夠找到的材料,然后從歷史真實、心理要素、語言環境等等不同的角度,進行了認真的分析和梳理,進而得出我們看法:
    “莫須有”決不是像目前一些辭書中所講的什么“或許有”、“可能有”、“大概有”,而是通過反問表達出來的“肯定有”、“當然有”。“莫須”為商量之詞,系當時俗語,意謂“莫不”、“莫不是”,暗含著一種“測度”,而通過反問,在特定條件下立刻得到了“肯定”的表達。秦檜當時的弦外之音是:“怎么著?作為罪證的信雖然被他們燒了,但那個謀反的事情能沒有?要是沒有的話為什么銷毀罪證?”*由此我們感到,秦檜其人不但無中生有、橫行霸道,而且陰險毒辣、老奸巨滑……

    說來也許有點兒夸張,在那段時間里,我們真是“疲于奔命”、“汗如雨下”、“艱苦卓絕”呀!終于,文章寫成了,題名為《“莫須有”新解》,發表在1999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書品》雜志上,引起了眾多老學者的注意,獲得他們很高的評價。
    季羨林先生當面對我們說:“你們講的是對的。”
    啟功先生的話更是讓人感動和難忘。那是為他88歲生日在師大校內英東樓召開的祝壽大會上。會前,郭特地走向主席臺,代表我們兩個人向啟老表示祝壽和問候,而啟先生的回應卻是這樣:
    “噢!‘莫須有’!大文吶!”他兩眼笑瞇瞇的注視著郭,同時舉起了一只手。

    郭說:“哎呀,啟先生,我們寫的文章,您還看?”他的意思是,不値老先生一讀。
    然而出乎郭的意料之外,只見老先生把他那舉起的手往下使勁兒一揮,高聲說:“那當然!”
    啟先生的這些話引起了主席臺周圍所有人的注意,為發表此文拍板的中華書局副總編熊國禎學長當時也在場。會間休息時他興奮地對郭說:“得到啟先生的肯定,這很重要,我心里也踏實了。”
    熊所以這樣說,那是因為,要不要發表此文,事前曾有過很多顧慮,生怕這樣一個聚訟千年的歷史遺案,由此引出什么負面的后果。

    這些情況讓我在很長時間里都不能平靜,心想:中國為什么會有這么多的冤案?為什么會有這么多的秦檜?又為什么會有這么多的、大大小小不同層級的“宋高宗”——那些冤案的黑后臺?我們還想:啟功先生所以會對此文作出如此強烈的反應,恐怕不僅僅是因為它的說服力,還與他自己的特殊經歷有關——1957年的春夏之交,他也是被“莫須有”的罪名打成“右派”的!
    挨整一事雖對我后來的思想有影響,但我身上流淌的血、北大人的骨頭是變不了的!我仍然愛提意見,甚至“指點江山”!

    當然,我的工作也一如既往,并受到學生和老師們的高度評價。正是因為如此,我的職稱評定雖屢屢受挫,但終于還是擊破了謊言,沖決盤根錯節的宗派勢力的層層封鎖,取得了勝利。

    回想幾十年來,我敢說,對得起哺育我成長的人民,對得起工作,對得起學生,我沒有辜負北大對我的培養和教育;而唯一對不起的是老郭。由于我的過失,沒能給他生個一兒半女,念此,常常不免黯然神傷。不過,老郭倒是對我從未給予過任何壓力,總是說,有沒有,一切聽其自然吧。我知道,他的心思都在他的書上,他的書就是他的兒女。今后,沒有別的,我一定做好后勤,讓他能夠完成他的心愿……

    有時,我也想:為啥我們北大學生在生活和工作的道路上總是磕磕絆絆?我不愿承認,可那又是事實:一種來自北大的某種東西時時在我們體內流動,那“滿清王朝北大荒”的讖語常常使我暗笑……
    然而我并不后悔。我永遠不能忘記,我是一個北大人,我必須有我的操守,我的為人。
    還是那句話:只要有一顆善良的心,只要永遠勤勉努力學習,北大這塊牌子就能護佑你!
    我愛北大,我愛燕園!我們是永遠的北大人!
          
                                        2012年12月11日于北京


*按:岳飛冤案的史料記載大體有:

1、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秦檜)詰其實。檜曰:“飛子云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宋史•岳飛傳》)
2、初,獄之成也,太傅醴泉觀使韓世忠不能平,以問(秦)檜,檜曰:“飛子云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怫然曰:“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 (宋人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録》)
3、先是,獄之成也,太傅韓世忠嘗以問秦檜,檜曰:“飛子云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相公言莫須有,此三字何以使人甘心?”固爭之,檜不聽。(見宋人熊克的《中興小紀》,標點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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