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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經歷的"六一八"事件始末——北大文革回憶
[原創]我所經歷的“六一八”事件始末
              ——北大文革回憶之二

作者: 馬洪路
            
        [作者授權獨家首發本文,版權所有,轉載須知會]


     北京大學的文化革命,必須有“六一八事件”這一篇章。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也繞不開這個影響巨大而深遠的歷史事件。

    6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的社論,稱北大“社教”運動后期召開的國際飯店會議“是1965年發生的一個極端嚴重的反革命事件”。這個“定性”結論在北大又投下一顆炸彈,令北大師生員工感到瞠目結舌。社論一發表,北大內部就圍繞這一歷史舊賬展開了激烈的斗爭。聶元梓一派人開始對曾在國際飯店會議上不贊成他們觀點的人進行肆無忌憚的打擊報復。誰敢做“保皇派”呢?那是已經定性的“資產階級”,于是大家爭先恐后地做起“革命派”來。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造反派”是無上光榮的左派桂冠,而“保皇派”則是右派的代名詞。劃分是左派還是右派,是以反對以陸平為首的黨委為界限的。
 
    6月6日,康生到北大看大字報,贊揚北大的革命形勢。6月7日晚,歷史系部分同學去清華,揭露蔣南翔在我們歷史系“半工半讀”開學典禮上的講話。還沒有轉過彎來的清華黨委組織“辯論會”,圍攻北大同學,并驅逐出校。

    在腥風血雨襲來時,6月10日,歷史系教授汪篯不堪忍受侮辱在家中自殺,年僅50歲。汪篯曾是學術泰斗陳寅恪的學生,追隨陳多年,并擔任過陳的助手,與季羨林、周一良等私誼甚篤。l953年,汪教授奉郭沫若之命,前往廣州勸說陳寅恪北上擔任歷史研究所二所所長,被陳拒絕。后來,汪調北大歷史系任教。60年代初,汪篯已經在治隋唐史方面成績斐然,頗有名氣,被稱為“黨內專家”。1963年經教育部批準,汪篯晉升為北大歷史系教授,給我們講過課。可是,“文革”剛剛開始沒幾天,這位富有才華的歷史學界的新星便隕落了,成了瘋狂年代政治祭壇上的第一批祭品。這件事對學校的許多老教授震動極大。
    汪篯自殺后,北大教師中連續發生多起自殺事件。

    6月16日,技術物理系同學揪斗了總支書記石幼珊,為全校樹立了“批斗”的榜樣。緊接著,各系揪斗“黑幫分子”的行動如火如荼,成為“六一八事件”的先聲。

    指導激烈的大學生們開展批斗的綱領,就是《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既然可以給反動派戴高帽子游街,而且“好得很”,既然土豪劣紳太太小姐的牙床上都可以滾一滾,還有什么不可以?

    6月18日,各系集中在38樓下的“斗鬼臺”批斗。大約揪斗了50多人,這就是有名的“六一八事件”。

    說起文化大革命,沒有人不會想到北大。說起文化大革命,也沒有人不會想到武斗。但是,說起武斗,人們卻只想到那一陣陣鬼哭狼嚎,很少有人去探討根源。一些“研究者”輕松地把災難往“紅衛兵”和他們的“紅司令”身上一推了之。實際上,文化大革命的發源地在北大,武斗的起源也在北大,追根溯源,就是北大運動初期的“6•18事件”那一場悲劇,以及一個多月后在北大東操場上演的在“中央”面前的打人丑劇。最終導致聶元梓利令智昏,指使簽署“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哲學系高云鵬赤膊上陣,悍然策劃了1968年3月29日血洗燕園的大規模武斗。

    對“6•18”這個或“革命事件”或“反革命事件”大辯論的結局,最終由“中央文革”的陳伯達、康生、江青等親自三次到燕園推翻了“工作組”宣布的“反革命事件”的結論,鄭重宣布是“革命的”性質而結束。翻手為云,復手為雨,由此所帶來的歷史劫難,就是逐漸推廣到全國各地的各種規模殘酷游街示眾和逐漸升級的武斗。當年八月之后我們到各地串聯,幾乎每到一地,學生們都紛紛提問:“如何理解北大這個事件?”得到的都是中央文革所明確的“革命事件”的肯定回答。盡管后來上面發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命令,失去理智的人們已經不再理會了。

    目前,對這一事件的反思雖然還屬于“禁區”,但40多年后的思考,卻應該為了忘卻其血腥和暴戾而有所紀念,目的是希望那種傷亡的慘痛不會在今后的歷史上重演。

    1966年6月18日,北京是一個風和日麗的好天氣。初夏的清晨,動蕩了20多天的北京大學校園已經在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派來的工作組領導下逐漸恢復了平靜。早飯后,我所住的38樓東側突然聚集了一些人,我聞聲下樓看時,有人在東房山墻外高高的水泥階梯壁上貼上了“斗鬼臺”三個大幅字,很快就有一批學生押著幾個老師到這里進行批斗了。緊接著,各個系的學生一撥跟著一撥,不斷押著老師到這個“斗鬼臺”前接受批斗。

    我和許多同學一樣,對這種突如其來的事件完全沒有思想準備,也全然不知該怎么辦。按照當時的形勢,既不敢也沒有制止的念頭,又不愿參與,所以只能遠遠地在人群后面看著。雖然我也自詡為運動的“造反派”,甚至是造反派里的積極分子,但是我的斗爭矛頭是對著“地、富、反、壞、右”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 而且心中堅守不打不罵的道德底線。對于把如此之多的教授包括中青年教師統統抓過來批斗,心里犯著嘀咕,所以我只好觀望。

    歷史系62級同學馬生祥對這個日子有比較清楚的回憶:

    “6月18日早飯后,我們62級在38齋分班學習批判。62級當時分成了3個班,考古班(1963年分出)、中國史班和世界史班(1964年分出)。與往常不同的是沒有工作組成員參加。10點多一點,中國史班開始亂起來,有人把許保福和王彩霞推搡著往樓下走,我和其他人跑下去看。 

  38齋東門有一個拐角,門前有一個平臺,可容納幾十人。東門前有一片開闊地,可容納數千人聚會。我看到,在平臺上被批斗的人中有歷史系的前團總支書記、留蘇預備人員范達人,現團支書記趙德教,前任團總支書記張元杰,輔導員賈梅先;學生干部有61級黨支部書記尹振玲(人稱“尹大姐”)、楊紹明(楊尚昆的次子)、王彩霞、許保福等20多人,其余的是哲學系的師生。我認識一人,那就是從中央警衛團8341部隊保送到北大哲學系、時任哲學系64級黨支部書記的張曉恒。他們個個頭戴紙糊的高帽子,有的來不及糊高帽子,就從廁所中找一個字紙簍子,戴在頭上充高帽子。字紙簍是鐵絲編織而成的,往頭上戴時,有人被劃破了臉,鮮血直淌;還有不少人臉上被涂了黑墨汁,慘不忍睹。批判斗爭某人時,令其低頭、下跪,若不服從便遭毒打。他們掛的紙牌上分別寫著“修正主義苗子”、“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黑干將”、“黑幫”、“保皇派”等等。批判斗爭達兩三個小時,后被工作組聞訊趕來制止。……”

    在批斗不斷加溫升級了,各系的一些“牛鬼蛇神”不但紛紛被押解到這里被野蠻批斗,而且戴上高帽在校園里游街示眾,被毆打唾罵。當我看到歷史系4年級的學生黨支部書記、女同學王彩霞也被拉到臺上,并有人撕扯她的衣服時,我真的氣憤起來。于是我找到同班的同學崔學諳(后任首都博物館常務副館長)、王璧(后任深圳博物館館長)等一起商量了一下,他們也對這種混亂和對人格的侮辱十分不滿。我們一起回到四樓的宿舍里,打算表示一下看法。情急之中,我急忙查找到了兩條毛主席語錄,由毛筆字寫得很漂亮的崔學諳執筆,在我們的宿舍420房間寫出了兩條大標語,記得是用許多張黃色大字報紙粘連在一起的,一條寫的是:“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另一條大意是:按照工作組的指示,搞好文化大革命。寫好之后,我探出頭從樓道的窗口懸掛張貼出去,正懸在“斗鬼臺”的上方。

    我們的用意是很明顯的,就是給這種混亂稍微“降溫”。但是這個舉動激怒了頭腦已經發漲的人們,一些同學沖上樓,闖進我們宿舍興師問罪。因為大家看到是我貼出去的,記得其中一個當時三年級的同學李某某抓住我的衣領舉拳要打我,正危急時,和他曾經同班、十分相識的王璧忙過來解釋說我們都是造反派,并不反對批斗“牛鬼蛇神”,總算解了圍。我的腦海里至今不能忘卻自己在這個“事件”中險些挨揍的驚人一幕。

    根據1967年4月19日至21日清華大學王良生等到北大的調查,并經當時的“新北大公社總部辦公室”、“校文革辦公室干部問題聯絡站”和西語系、東語系、法律系、經濟系等8個系的走訪核實,了解到6月18日當天被揪斗的共計56人,其中被打成“黑幫”和“反動學術權威”的32人,“反動學生”2人,其他“反動分子”14人,當時就確定“斗錯”的8人。在被批斗的人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40多人,包括校黨委宣傳部長謝道淵、組織部長張學書、幾名黨委常委和各系的黨總支書記等。在全校18個系中,有16個系參與了揪斗,只有物理系和地球物理系沒有人在這一天被揪斗。被聶元梓點名的陸平和彭佩云因為每天都被批斗,成為“死狗”,這一天躲過了浩劫。

    當晚,從外面開會回來的工作組組長張承先聽取了匯報后,十分生氣,當即在學校廣播臺上發表了講話,指出這種做法是錯誤的,上午的“事件”是“有目的、有步驟、有組織、有計劃的”事件。一時間,學校的輿論大亂。
第二天上午開始,工作組布置全校師生在各自房間里閉門討論“6•18事件”。從此,學校的5個校門都緊緊關閉,加強了門崗守衛,糾察隊也開始夜間巡邏。張承先以為這樣就建立起了“無產階級新秩序”。

    在張承先下令封鎖校門的6月19日,心中忐忑不安的王光美到清華大學看大字報,了解運動情況。薄一波也幾乎同時到了清華大學看大字報,并對工作組給予了支持。

    6月20日,張承先寫了《六一八簡報》和《二十天工作總結》在北京市委工作組干部會議上做了介紹。張承先工作組的“簡報”稱:

     “…… 通過以上措施,絕大多數群眾熱烈擁護工作組的主張,紛紛揭露并譴責了壞人的反革命陰謀活動。如工人張鼎如說:“工作組支持我們革命派,領導我們革命。但是有一小撮壞蛋卻企圖給工作組抹黑,把運動搞亂。我們決不答應,一定要把它頂回去。要和工作組一起,把這次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好。”化學系二年級許多學生,在討論中揭發了幾個假左派的活動情況。有些同學說:“壞人企圖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水攪渾,轉移斗爭目標。我們今天就是混戰了一場,上了壞人的當。”許多系的廣大師生在會上就高呼口號:“一定要聽毛主席的話,聽黨中央的話”,“堅決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堅決貫徹黨的方針政策”,“在工作組的領導下,把北大的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新市委負責人李雪峰當場表揚了張承先,并指出“這樣的反擊要多來幾次。”于是,北京市各個院校的工作組學習北大的經驗,一律封鎖校門,嚴格限制出入,運動的混亂局面一時得到了控制。不久,李雪峰即為此而付出了丟掉烏紗帽的代價。

    1966年6月20日,張承先工作組的第九號《簡報》,被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迅即轉發給各地黨委,遂成為各省市“鎮壓革命”的尚方寶劍。

    中共中央文件內容是:
    "現將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發給你們。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斗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

    事情的發展是完全出于張承先工作組的意料的。他們不知道“親自發動和領導”運動的偉大領袖正在冷眼觀察和謀劃著再次出手。就在20日這天,北京地質學院有人貼出大字報,反對以鄒家尤為首的工作組,成為該院的“6•20事件”;北京輕工業學院的學生批評工作組,薄一波親自到該校調解,撤換了原來的組長,重新派兩個副部級領導到輕工業學院主持工作;北京師范大學也有一些學生貼出大字報批評工作組:《孫友漁要把運動引向何處?》;不明真相的孫友漁學習張承先的經驗,立刻發表廣播講話,嚴厲地批評了這些學生;晚上,新市委指示北京師范大學的師生要“信任工作組,支持工作組,幫助工作組。”一直到半夜12點,北京鐵道學院一些學生還在強烈要求撤換工作組,薄一波和呂正操又急急忙忙地發出指示對工作組進行安撫。

    事情都趕在同一天,背后有什么玄機呢?
    
    幾天之內,北京市有39所大學出現驅趕工作組的情況。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在被“忽悠”的懵懂中則對張承先的匯報很滿意,他們指示發出的中央文件中說:“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斗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以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

    而康生之流卻暗中想好了另一套策略。
 
    劉少奇們錯誤地估計了形勢和偉大領袖的深謀遠慮了。
 
    毛澤東當時一心想著發動群眾開展轟轟烈烈的革命,而劉少奇和鄧小平等領導的中央則一心想著如何熄滅這場燒向自己的大火。

    毛澤東回到北京,否定了“中央”關于“六一八事件”的說法。
 
   1966年8月5日,中共中央做出決定,認為批發這個簡報是錯誤的,決定撤銷這個文件。同一天,毛澤東主席毅然決然地在中南海里貼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矛頭直指“身邊的赫魯曉夫”劉少奇。一場大戲在6月1日開臺的緊鑼密鼓之后,終于正式開場了。 
                                     (本文完)

                                                          ——2012年4月改定于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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