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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北大——從走投無路到黃漂隊翻船的地方
北 大 追 憶 (“走出北大”征文作品)

作者:王松齡


走投無路

    好不容易才拿到蓋著軍宣隊、工宣隊大印的畢業證書,匆匆逃出北京大學。
    已經是1968年歲末,離報到的最后期限只剩幾天。因為在日記里寫過“有樣板就沒有藝術,有藝術就沒有樣板”的話,我被認定從1964年就反對樣板戲、反對“偉大旗手”,定性為反動學生,差點被從北大直接押進勞改農場。幸虧毛主席他老人家耳目靈通,在這個節骨眼兒上發話了:北大、清華這樣的萬人大學,打了百分之十的反革命,有那么多嗎?于是,系里的軍宣隊與工宣隊大吵一夜之后,我被從輕發落,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絕處逢生,我跳上火車直奔重慶,想先回老家看望父母,再去青海某部隊農場報到。

    在車上昏昏沉沉睡了兩天。在北大三十二齋被隔離審查近一個月,我太累了。車開出成都站,有人撞了我一下,睜眼一看,是個抱著孩子挽著包袱的鄉下女人,長得很好看,年齡和我差不多。污濁的車廂里人潮涌來撞去,根本沒有她的位置,不知她是怎么擠上車來的。我朝里硬擠出半尺寬的地方,讓她坐下。我完全醒了。
    “大嫂,看樣子你不是本地人,是到四川來探親吧?”
    她說她是河北人,接著神色黯然地摸出一封皺巴巴的信遞給我。信是兩個同鄉工友寫的,說她男人受了重傷,死活難料,叫她接信后趕快來。是工傷還是武斗受傷,他現在在哪里,信上都沒有寫。她只知道她男人的單位是××信箱,地址在白沙鎮,她現在就是去那里。
    “糟糕!這趟車是特快,白沙不停,要一直把你拉到終點站重慶!”
    她愣住了。旁邊一個中年漢子操著四川官話插話說,他知道這個信箱,是有名的三線國防大廠,離白沙鎮好幾十里,還要坐汽車的。這趟特快要是不晚點,還來得及在重慶換乘反方向的慢車,四五個鐘頭就到白沙。要不,還可以去找這個廠駐重慶的辦事處,不過辦事處的地址他也不知道。
    她的淚水慢慢涌出來。懷里的孩子哭著要吃奶,她好像都沒聽見。這個可憐的女人頭一回出遠門,走投無路了。我對她說:如果相信我,下車就跟我走,我來想辦法。她哭著點點頭。
    下午五點多,車到重慶站。我替她抱著孩子,帶著她奮力擠出人群,往售票處跑去。果然五十五分鐘后有一趟路過白沙的慢車,我松了一口氣。接著,我們跑著到處去找公用電話。我要跟這個三線大廠的駐重慶辦事處取得聯系,讓他們幫助自己的職工家屬,至少,我要問清楚他們廠在白沙的地址。
    天色很暗,下著冷雨。昏黃的路燈下,街面房屋大部分都上著門板,路上行人寥寥。當我們終于找到一間有公用電話的煙雜店時,已經差不多淋得渾身濕透了。我沖進店里,就著電石燈的光亮撥“114”,聽到的是一串忙音。再撥,還是忙音。我頑固地一次次撥下去,突然,忙音消失了。
    “為人民服務。”
    耳機終于傳出人聲。我強壓喘息,用盡可能恭謙的語調說:“請問,××信箱駐重慶辦事處的電話號碼是多少?”
    “咔嗒”一聲,電話斷了。我趕緊再撥“114”,不知撥了多少次。
    “為人民服務。”
    人聲又出現了,還是剛才那個毫無感情色彩的女聲。
    “對不起,剛才電話斷了。請問,××信箱駐重慶辦事處的電話號碼是多少?”
    “咔嗒”一聲,電話又斷了。再撥“114”,這回什么反應也沒有,連忙音也沒有了。我趕緊問正在上門板的老頭:“老同志,這電話是不是壞了?怎么老打不通?”老頭好像沒聽見,沒理我。
店里還有個白白凈凈的圓臉姑娘,一個典型的漂亮川妹子。她一言不發,大眼睛一直冷冷地盯著我們,看看大嫂,看看我,一臉懷疑。那眼神,真像北大附中那些女紅衛兵,冷得怕人。我靈機一動,改用重慶話對她說:“小妹,這部電話啷個一打就斷?我是剛回重慶的北大學生,才下火車,我有急事,請問附近哪里還有電話?”
    “剛才電話里頭說了啥子?”
    “沒說啥子呀!”
    “話務員跟你說了啥子?”
    “沒說啥子呀!噢,她說‘為人民服務’。”
    “哼,這不就對了!人家跟你說‘為人民服務’,你要回答‘要斗私批修’,這叫對語錄!還是啥子北京來的呢,啷個規矩都不懂?告訴你,大學生,這部電話好好的,你就打嘛,打到天亮也打不通的!”
    我沒有心思理睬她鄙夷中夾雜的調侃。雨越下越大,天已黑盡,怎么辦?再去找電話,讓大嫂去跟話務員“對語錄”?可是,哪兒還有電話呢?就算電話打通,估計辦事處也早就下班,沒有人接電話了。讓她馬上乘火車去白沙吧,到站已是半夜,她人地兩生,語言不通,連個具體地址也沒有,又往哪里去?帶她回我家住一夜吧,我家房子去年被大調小,我回去還不知怎么住,又讓這個陌生的年輕女人睡在哪里?給她找個旅館住一夜吧,現在階級斗爭抓得這么緊,她沒有工作證,沒有革委會介紹信,就憑那封皺巴巴的信,哪個旅館肯收留她?
    最后一塊門板“啪”地一聲卡上了,發著怪味的電石燈被關在里面。我立在冷雨中,背心冒汗,腦子發木。隔離審查時那種走投無路的感覺又回來了。
    除了幾盞半死不活的路燈吐著慘淡的昏黃,周圍民居一片漆黑,這是照例停電。遠處,火車站的燈光亮得有點刺眼,像一座孤島。它右面的山坡上,趴著層層疊疊的房屋輪廓,左面,則是一片無底的黑暗。“珊瑚壩!”我陡然一驚,汗毛直豎!
珊瑚壩是長江邊一片開闊的沙洲,就在火車站左面。幾個月前,北京的紅衛兵小報刊登過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武裝歹徒多次劫持成百名夜里下車的旅客,把他們趕進珊瑚壩洗劫一空,然后毒打、殘殺男人,強奸、輪奸女人。
“火車站!快跑!”我抱著孩子就跑,邊跑邊斷斷續續解釋原因。我看不見她,只聽見一聲聲喘息和抽泣緊緊跟著我。
去白沙的慢車還有五分鐘發車。售票窗關著。我們沖到檢票口,幾個軍人攔住去路。
“我是北大的紅衛兵!這位大嫂的愛人為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受了重傷,我送她上車!”那語氣無可商量,簡直就是他們的軍長。
    這幾個戰士顯然是農村兵,十八九歲的娃娃臉。他們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閃開了。當我把她和孩子、包袱一齊從窗口塞進車廂,車就開了。我朝她大喊:“下車后不要出站!不要出站!找執勤的解放軍!”她哭著點頭,朝我喊著什么,我一句也沒聽清,全淹沒在雄壯的《大海航行靠舵手》軍樂聲中了。
    
    我在重慶只住了三天就去青海報到了。就這三天,我見識了在北京還沒見過的新玩意兒,比如滿街的人排著方陣大跳“忠”字舞,營業員與顧客要先“對語錄”而后交易。有的女紅衛兵胸前吊著菜盤子那么大個兒的“忠”字章,一顛一顫地招搖過市。當時我忍不住想笑:“干嘛背后不再掛個‘勇’字?”三十年后的今天,想著這些層出不窮的新玩意兒,心中只剩下悲哀。要是有一天它們哪怕只復活一件,那么你、他、我,我們,全都玩完,萬劫不復。


偷讀記

    “毛主席揮手我前進”——我們,全國三十多所重點大學的畢業生,純潔和不那么純潔的二百多名男女紅衛兵,前進到這“鬼都不下蛋”的地方:青海××××部隊農場。

    每天十幾個小時超強度的“勞動鍛煉”,有人在隊伍中走著走著就睡著了,扛著的鐵鍬“哐當”一聲掉下來,砸著后面的人。沒啥,咬咬牙就挺過去了,反正年輕。最難忍的是寂寞。這兒是杳無人跡、旱獺出沒的高原荒漠,離青海省會西寧市(該省唯一的城市)有兩天汽車路程,離最近的村子也有幾十里,十天半月見不到一個生人。偶爾有一兩個藏民騎馬路過,總會讓大學生們一陣騷動。如果是個藏民姑娘,大家會手拄鐵鍬,目不轉睛盯著她;如果她再朝我們揮揮手,唱唱歌(都是熱得燙人的情歌),或者就那么“噢噢”地長嘯幾聲,大家會迸發出加倍的熱情來回報,扯開嗓門“啊老啊老”(你好)一陣亂吼。
    可惜,這種“少年見羅敷”的機會太難得,更多的時候,我們被拋棄在冰冷的寂靜中。工間休息,和衣往地下一躺,呆呆地看高原的天空藍得發黑,看無聲的白云在天上凝固,看長滿駱駝刺的荒原廣袤無際。這是實實在在的遠古洪荒,不容置疑,你已經一腳踏進無聲的歷史。
    我要讀書!書,有你讀的,兩本小紅書要“天天讀”,隔三岔五還要圍在一起讀半天叫不出名堂的紅皮本本。我要讀點不是紅皮的書,不為什么,就是想!

    機會說來就來。那幾天我患感冒,渾身酸痛,抬石頭修水渠的活兒實在吃不消。一天早晨排隊上工,排長突然叫我出列,讓我去為炊事班放羊。他在照顧我。我一下愣在那里,這可是人人垂涎的美差呀!等隊伍走遠,我才猛醒:機會來了!我沖進地窩子(半地上半地下的窩棚),撕開枕頭,抽出藏在里面的俄文版《阿霞》,又打開鎖著的提包,取出報紙裹著的《簡明俄華詞典》,統統塞進皮大衣里。動作迅速,心頭狂跳,簡直像小偷。當我從伙房后的柵欄里轟出五只羊、三只豬、一頭牛犢,統率著這群嘍羅向山下的黃河河灘進發時,心中涌起預謀得逞的狂喜,還有一種熟悉而又陌生的富足感。

    這是一片被山丘包圍著的卵形河灘,一二里長,最寬處百把米,沙灘上酸棗、野枸杞東一叢西一叢。我早就看中這塊寶地,但從來沒有機會。隔兩周才休息半天,這兒總有洗衣、擦澡的同學。我把嘍羅們往前趕,盡量遠離炊事班下山挑水的小路,找到一處灌木最密的地方安頓下來。雖然才9月上旬,灌木葉子已經稀稀拉拉,但樹叢濃密處還有一片片青草,夠牛、羊、豬們去啃去拱。我把大衣往灌木叢里一鋪,躺著朝四下看,看得很遠,沒有一個人影。萬一有人出現,我斷定會先發現他,有足夠的預警時間!我迫不及待地打開書。
    這本《阿霞》是文革前夕從北京東安市場舊書店里花四角錢淘來的,薄薄一小本。我的藏書在北大三十二齋的武斗中損失殆盡,連我的每一頁日記、每一封信件都被仔細審查,公開曝光,而它卻奇跡般幸存下來。火車上軍人要檢查旅客是不是在讀“封資修”,我把它鎖在箱子里帶到青海。來農場前,上級規定只許帶“紅寶書”和必須的行李,其余一律精簡在西寧,我又把它縫進枕頭帶到黃河邊。早就想讀,可沒敢妄動。春節時,復旦大學的T君半夜捂在被子里打著手電讀《牛虻》,兩天后晚點名,整個連隊陪著他站在零下二十幾度的嚴寒里足足被訓斥了半小時。指導員嗓子喊得要出血:“這是什么書?這是為資本主義復辟造輿論的大毒草!”他義憤填膺、痛心疾首,就像從他手下挖出個漢奸。我強忍住才沒笑出聲。人家在為民族獨立鬧革命呢,復的什么辟?

    后來可以笑的時候,我卻笑不出來了。是與T君同住一個地窩子的人告的密。那人要“掙表現”,再分配時可以撈個好去處,T君完了,且不說停工三天寫“檢查”,再分配時比農場還荒涼的地方,青海可有的是。《牛虻》尚且如此,用頭號敵人“蘇修”文字寫成的《阿霞》,又該當何罪?不管他,反正天知、地知、我知,你不知!

    腦子里七翻八滾,加上俄文荒疏已久,差不多隔一兩個字就要查一次字典,閱讀速度慢極了。每隔半小時左右,我還要起身去召集嘍羅們,把它們重新轟到我周圍。它們是連隊的肉食之源,萬一有誰逃亡,責任之重不必說,這原因叫我如何說得清?牛、羊們還算馴服,那三口豬卻比狗還愛管閑事,讓我傷透腦筋。稍有風吹草動,它們就豎起耳朵,一臉的警惕性;要是有野兔跑過,或者野雞撲騰,它們立刻聳起鬃毛猛沖過去,一副義無反顧的樣子。在廣闊天地里,連畜牲也顛顛倒倒。
    這一天,我只讀了三頁半。
    
    第二天,那些俄文字似乎順溜了一些,變得似曾相識。我讀過《阿霞》的中譯本,靠回憶,靠連蒙帶猜,靠字典,我慢慢進入了境界。黃河的水聲消失了,沙灘上的灌木叢消失了,恍惚中我看見清澈的萊茵河,蓊郁的菩提樹,綿延的葡萄園,花園里喧鬧的、快活的、持續到天亮的“大學生宴會”……我此刻在哪里?在什么時代?我是在窺視歷史,還是正從歷史中俯瞰未來?我在讀一本一個世紀以后才會有的書。我比阿霞們要老一百歲。大學生的漫游、他們的悲歡離合我可望而不可及,它們只屬于我第五代第六代的孫子孫女,老而不死的黃河可以作證。
這一天,我讀了十五頁。

    第三天,一開始就不順。剛讀了兩三頁,一聲悠長的“噢——”,把我驚得跳起來。是她,一個十六七歲的藏民姑娘,正在河對岸唱歌呢!她有時趕著毛驢到河邊來馱水,我見過她五六次了。整個連隊都在悄悄議論她,說她最漂亮,是“草原公主”。她看見我了,向我招手,唱著,又停下來笑著對我大聲說著什么。我一句也聽不懂,但我知道,她是在叫我過去。從人們的私下傳聞里,我明白過去后的全部含義。我搖搖頭,指指河水。河面只有五六十米寬,但水流迅疾,不結冰誰也過不去,這省了指導員大半年心事。她也笑著搖搖頭,潔白的牙齒閃閃發亮,又對著我唱起來。她的聲音像銀子,明亮,高亢,悠遠,整個兒一個才旦卓瑪,草原上的姑娘人人都是才旦卓瑪。
    她不停地唱,我也不再讀書。不是怕她告發,她根本不懂文明社會里有禁書的規矩。我只想定定地看她黑里透紅的臉,青春洋溢的臉,“活人的臉”——這不正是屠格涅夫到處漫游所追求的嗎?
    過了很久,她好像唱累了,就把兩只大木桶灌滿水,放到毛驢馱著的架子上,然后向水里走去,撩起了長袍。我心一陣猛跳,我知道下一幕是什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規定不許看。大概認為我反映太冷淡,她只洗了洗手、腳、臉,沒有完成整個程序。我真失望。
    目送她消失在對岸的山丘后面,我又躺進灌木叢,重新捧起書。渾身燥熱,越讀越吃力,半天翻不過一頁。突然,一個嘶啞的嗓音在我頭上響起:“啊老!”我一下全身發麻。書和字典正捧在我手上,人贓俱獲。這聲音近在咫尺,再掩藏毫無意義。我就保持這個姿勢仰起頭,與一張遲鈍的雀斑臉正好照面,他扁扁的鼻子離我只有一米。
“兩只羊,行不?”
    “什么?”
    我跳起來。謝天謝地,不是同學,不是兵,不是惡作劇。他是個騎馬放羊的男孩,才十三歲,騎術一流,我們見過幾次。他簡單的漢語講得結結巴巴,自己也說不清是藏民還是漢民。
    “兩只羊,最多,三只。”
    我一下全明白了。上個月,我們班的小W窮極無聊,問他想不想要老婆,想不想拿五只羊來換一個女大學生。他說他要回去問阿媽。今天大概他從山上望見我,當真談條件來了。他騎馬穿過沙灘,從后面走近我,我居然一點沒聽見。
    我惡狠狠地大吼:“滾!滾回去吃奶去!”
    這一天,我只讀了不到六頁。
    第四天一早,排長說有人砸傷了手指,讓他來替換我。結束與開始同樣突然。
    1969年,從北大畢業后的第一年,我就讀了這三天書。

在黃漂隊翻船的地方

    1969年夏天,連天氣也荒唐。一向干旱的青海高原大雨連下了十幾天,我們連隊的一個“地窩子”終于在半夜里塌了,整整一個班的同學被埋在里面。把他們一個個拖出來時,他們渾身泥漿,索索發抖,橫一道豎一條的血口子摻不忍睹。其它地窩子也搖搖欲墜,都撐不了幾天了。
    雖然大學畢業生是到部隊農場來勞動鍛煉,應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但總得有個窩呀!農場首長說,我們連隊的地窩子早該報廢了,干脆趁此機會全部重建。
    建地窩子不難,在地下挖個大土坑,再用樹枝搭個冒出地面兩三尺的棚頂,抹上稀泥就完事。樹枝好說,山上有的是多刺的灌木,用鐵鍬砍,用藏刀甚至水果刀割,血淋淋的一雙手每天總能拖回一大捆。可是,棚頂的大梁到哪里去找?從這兒到西寧市,汽車要跑兩天。別說沒錢,有錢你也沒處買。那年月木料奇缺,憑結婚證還買不到家具呢!
    有人出主意了:到黃河里去撈!靠水吃水嘛。

    農場就在黃河上游岸邊。在更遠更遠的上游有個國營林場,時不時漂些原木下來,供下游的龍羊峽水電站工地使用。木頭是公家的,我們這兩百多紅衛兵還是老人家的呢!公家的東西不能偷,老人家的紅衛兵就不該活嗎?
當真去撈了,才發現沒那么容易。這兒的河水平時靜靜的,清清的,你會奇怪它居然也叫黃河。河面只有幾十米寬,偶爾有一兩個藏族女子在對岸洗澡,褐色緞子般的裸體都看得清清楚楚。
    此刻,它完全變了樣:河面至少寬了兩三倍,河床似乎一下子陡立起來,黑色的河水直往下撲,沒有波浪,沒有泡沫,只挾著低沉的雷鳴聲惡狠狠地往下撲,連大地也微微顫抖。連里派去撈木頭的那個班撈了兩天,每天都兩手空空的回來,說是擱淺在岸邊的木頭都是直徑一米左右的大家伙,別說抬不回來,抬回來也沒法用;適用的離岸太遠,怎么也抓不著。
    接下來的幾天,全連三班倒晝夜搶修大塌方的水渠,顧不上撈木頭了。
    高原的七月,太陽一天就能曬脫你一層皮;一刮風下雨,又冷得你趕緊披上皮大衣。出事那天,就是個刮風下雨的日子。下午四點多鐘,連部衛生員急匆匆鉆進八班的地窩子,對八班班長曹萬之說:“快!河里又漂來好多木頭,連長讓你們趕快去撈!”
    八班昨天上夜班,有幾個人還躺在炕上睡覺。老曹倒是早就起來了,正坐在炕上給一條黑色破褲子打一塊白補丁。他是山東大學中文系的畢業生,高中畢業后回家當了幾年農民,結了婚,才又去上大學的。這個山東漢子勤快、質樸,待人誠懇,又比我們大幾歲,公認的老大哥。
    聽說要撈木頭,地窩子里一下熱鬧起來,大家七嘴八舌出主意,都爭著要下水,說站在岸邊是絕對撈不著的。老曹讓人找來一根長繩子,說:“先游過去,把繩子捆在木頭上,再游著把繩子帶回來,岸上的人一起拉,拉一根算一根。”大家都說這個辦法好。有人說自己是大學游泳隊的,水性好,由他下水。老曹笑了:“爭什么?我光著屁股就學會了游泳,水性不好?我有兩個兒子了,一個五歲,一個兩歲,你有幾個?”
    在哄笑聲中走出地窩子時,老曹停了一下,扭頭笑著對副班長說:“出了事,你給我寫悼詞。”
    河水真涼,比城里的冰鎮啤酒還涼,手伸進去一會兒就扎得生疼。老曹脫掉大衣,脫掉棗紅色的破絨衣,露出白色的“肉背心”。在高原的陽光下干活,強烈的紫外線幾天就把你裸露的肌膚曬得紫黑,只有穿背心的部位才留下一片原來的膚色,于是男同學人人都有一件脫不掉的肉背心。老曹等大家把繩子斜著在他的肉背心上纏好,揮揮手,撲向黑色的急流。
    遠看,滿河都是大大小小的木頭,下到河邊才發現要抓住一根合適的太難了。老曹是瞄著一根離岸三四十米遠的木頭撲下去的,做大梁粗細正好。他拼命揮臂,近了,近了,夠著了!岸上歡呼起來。哪知歡呼聲還沒停,就見這根木頭繼續往下沖去,他沒抓住!這時,又一根大木頭向他沖來,離他只有十來米,他迎著它游去,但手越揮越慢,好像舉不起來了。岸上的歡呼變成焦急:“回來!回來!這根拖不動!”老曹當然知道拖不動,但他沒有力氣再游回來,他要趕緊抓住個東西喘口氣!他靠近了,終于艱難地爬了上去,趴在上面,任憑木頭馱著他箭一般往下沖去。岸上的人追著他狂奔,恐怖地大喊:“回來!回來!不要了!”他好像聽見了,趴著朝他們笑了一下。他凍僵了,他回不來了。木頭遠比岸上的人跑得快,越沖越遠,猛然翻了個滾。再看,木頭上沒人了。

    我們是在下班路上碰到哭著跑來報信的八班副班長的。我扛著鐵鍬發瘋一樣向河邊沖去,一路狂喊著他的名字。老曹,你不能死!你媽守寡一輩子,就守了你這個兒子!河灘上的同學越來越多,有像我一樣扛著鐵鍬的,也有拿著背包帶的,拿著手電的,還有抱著皮大衣的,凄厲的喊聲此起彼伏。我知道,人在冰水里只能支持十幾分鐘,但我們還是跌跌撞撞順著河岸往下跑,一直跑出十來里,直到一堵筆直的山巖切斷河岸,擋住去路。

    我再也喊不出聲,癱在沙灘上痛哭起來。
    老曹,我知道這會兒你已經死了!你是我死去的第一個朋友,我該怎樣哭你?去年我從北京大學畢業,因為反對江青而被打成“反動學生”,工宣隊拼命置我于死地,軍宣隊使勁為我開脫,好不容易掙來一個“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處理到青海。除夕我趕到西寧市報到,在招待所里見到的第一個人就是你。晚上你提了一條羊腿回屋來,說青海的羊肉四角六分一斤真便宜,咱倆就用煤球爐子烤羊肉慶祝新年吧。第二天我穿著新發的皮大衣上街回來,臉色慘白直冒冷汗,八斤半重的黑帆布面子老羊皮大衣壓得我上氣不接下氣。你說這是高原反應,你是種地出身身體棒,要不嫌棄我穿過幾天咱倆就把大衣換一換。我說你的大衣才五斤又是藍咔嘰面子二毛皮,又輕又暖,比我這件要高出一個等級,不行不行。你二話不說,抽出你大衣的白口袋布,把上面寫著的“曹萬之”劃去,寫上我的名字。我這會兒就穿著你的皮大衣,你在水里好冷哪!

    我在那堵山巖下哭了很久。當時我不知道,十幾年后一支黃河漂流隊也要在這兒翻船遇難,還有人要在這里哭。

    接下來的一個星期,我們天天在這十來里河邊搜尋,搜尋每片沙灘,每叢灌木,每塊巖石。場部又派人騎馬翻山到下游,幾乎問遍了沿河幾百里的每座帳篷、每個村子。一無所獲,生不見人,死不見尸。
    一個多月后,農場場部終于開大會了。有人吞吞吐吐講了事情的經過,然后一臉嚴肅地宣布軍隊“鐵的紀律”:一、重申不準下河洗澡;二、重申不準私自下河撈木頭。“解散!各連帶隊回駐地!”二十分鐘后回到駐地,誰也吃不下晚飯。我流著淚,捧著一碗高粱米飯發呆,突然看見剛才講話那人走過來了。平時他難得來一次,提著步槍上山打巖羊還忙不過來呢,今天他大概心里不踏實。
    “啪!”有人把碗往地上一摔。接著,“啪”“啪”“啪”響成一片。大家把他圍在中間。
    “老曹是奉命行事,難道是私自下河嗎?”
    “戰士病死也算烈士,老曹為什么不算?”
    平時他傲慢陰沉,見了我們男生,眼皮都不抬。此刻他慌了,嘴角一抽一抽,手在微微發抖。他沒有見過這個陣勢。我盯著他的手,只要他敢摸手槍,老子就去拿沖鋒槍!每個地窩子里都有一支沖鋒槍!
    連長、指導員和排長們沖進來硬把我們推開,把他拉進連部。
    這次半途而廢的“暴動”終于促成了連隊的追悼會。放了哀樂,八班副班長致了悼詞。臺上臺下哭成了一片,誰也沒聽清楚他說了些什么。會上宣布,老曹按規定不能算烈士,但可以享受“烈士待遇”,家屬每人每月領取撫恤金十二元,孩子撫養到十六歲為止。家屬沒有按部隊慣例到會。后來才知道,他媽媽眼睛哭瞎了,老婆瘋了。
三十年了,我一直想去看看那段黃河,看看老曹,看看那些地窩子。記得報上說,黃漂隊有先進裝備,隊員是從許多志愿者中挑選出來的,他們是為國家民族的榮譽和尊嚴而死的。那么,我們這二百多名大學生又為什么早早就到了那里?老曹又為什么永遠留在了那里?


    [作者簡介

    王松齡,1945年11月18日生。1963年至1968年就讀于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后至某部隊農場(青海)勞動鍛煉,后任記者、干部。1978年考取上海師大碩士研究生,歷任該校講師、副教授、研究室主任。后投身企業界,歷任福建廣宇集團策劃部總經理、上海徐家匯商城集團策劃部總經理、上海市徐匯區城市建設投資開發有限公司董事副總經理、香港南豐(上海)公司董事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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