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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文革風云回憶反思—兼評蒯大富回憶/蒯大富返校
北大“文革”與文革風云回憶反思(上)
——兼評蒯大富回憶

作者:戈 辰


       在《西岳論壇》見到李亞平轉貼的《回憶與反思:紅衛兵時代風云人物》,扉頁上那幾個名字,前邊幾個中學生紅衛兵頭目,他們的個人影響不是全國性的。令我感興趣的是后面幾個,最值得關注、最有史料價值的當然是蒯大富的回憶。抽了大半天時間讀完蒯大富。因為忙于與先秦史有關的事情,很想立即忘掉這事。可是幾天來,腦子里老是縈繞著“批斗”和“武斗”的場景,以至無法擺脫開。

       我算老幾?我有什么資格講?因為我是學歷史的,又在我們學院教了幾十年歷史,對我院學生們講幾句該可以吧?文革開始時我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讀三年級,文革中我始終是普通群眾。又因家庭出身不是“紅五類”和對政治不敏感說話又隨便,差點被別人打成“反動學生”,這就逼著我在幾十年間“苦其心志”,學馬列、讀毛著,關注中國現代史,反復思考文革動因及其是非成敗。我想,蒯大富等雖然是風口浪尖上的人物,但畢竟不是專門研究歷史的,所以我還是有點發言權的。近年來出版了不少回憶文革的書,亞平等研究現代史的老師們可以進行全面搜集整理研究,而我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先秦史,對于文革,就只能據自己所見、所聞、所思談一談。


    一般認為,“文化大革命”的開始以1966年6月1號為標志。這一天,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6月2號,《人民日報》刊登聶元梓大字報,同時發表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一時間全國、首先是北京高校炸開了鍋,北大成了文革風暴漩渦的中心,北京市各單位組織群眾來北大“參觀學習”,接著是天津的學生,再后來是來自全國的“紅衛兵”,校園內人山人海圍看大字報,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這樣開始了。

    聶元梓等的大字報是5月25號貼在大飯廳東墻上的。很快就有“老北大”指出1957年北大右派分子的大字報《是時候了》就貼在這個位置。聶元梓們的大字報又有 “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戰斗的時候了!”這樣的話。有鑒于57年的教訓,周圍很快貼滿了捍衛校黨委的大字報。可是6月1號一廣播,,風云突變,很快又貼滿了支持聶元梓們的大字報。

    聶元梓們何以有這樣大的膽量和見識?蒯大富說:“你得佩服蔣南翔在清華搞得特別好。比如北大吧,起來反黨委的、貼反陸平大字報的聶元梓,就是校黨委委員、系黨總支書記,這在清華絕對不可能。”蒯大富這樣說,說明他很可能至今不知道,聶元梓們的大字報可以說是M老人家一手策劃的。是康生在北大一次會上得意洋洋地透露的。(我當年收集的文革初期《中央首長講話》,在南京大學讀研時被孔乙己竊走,現在只能根據親耳所聽憑記憶寫出大意:)康生說,五月底,當聶元梓們受到圍攻焦慮不安的時候,他也感到很大壓力。那天接到了主席的電話,說讓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他一下子覺得自己解放了。康生說到這里,人們熱淚盈眶,高呼“毛主席萬歲!”
    那么,聶元梓們的大字報跟康生有什么關系呢?后來才知道,原來“中央”有一個神秘的“理論小組”住在北大,陸平們風聞其事不知其意欲何為。這個組的關鍵人物,被聶元梓們親切稱呼為“曹大姐”的,就是康生的老婆曹軼歐。聶元梓近年在努力撇清大字報與康生的關系,怎么撇得清呢!?

    蒯大富說:“文革初始,我對清華黨委和蔣南翔是保的,肯定是保的。大概1966年6月3、4號,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就出去了,旗幟很鮮明,是保蔣南翔的,題目叫《捍衛清華黨委,就是捍衛黨的領導;捍衛清華方向,就是捍衛社會主義》。”這時候的蒯大富還是一個普通學生。過了幾天,他從《解放軍報》、《人民日報》社論中嗅到了極左的氣息,立即寫了《也向校長質疑》,這時的他,以他極左的思想基礎和看風使舵的本領來施展,開始不是一般的學生了。

    極左思潮的根子可追溯到五十年代。先是“一化三改造”、“反‘反冒進’”、“反右”,接著是“三面紅旗”,幾年之間,在毫無經濟基礎的情況下“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這本是極其明顯的錯誤,違背了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違背了四十年代毛澤東思想光輝燦爛的雄文《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中關于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特征和對于“‘左’傾空談主義”的駁斥,也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后果。但由于最高領導人的固執,把一切冷靜客觀的意見都斥之為“右”并加以政治迫害。59年8月“廬山會議”,整出“彭黃張周反黨集團”( 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令曾經講過要“反冒進”的周恩來、陳云等都驚出一身冷汗。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彭真等人都流露過對M的委婉批評,劉說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話,彭說出“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錯誤都沒有”的話。這筆賬遲早要算,但不那么容易。
    M要做一篇大文章,首先是要在意識形態領域造成一種M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氣氛。從62年到65年,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策劃批判歷史學家吳晗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矛頭直指一切企圖為彭德懷翻案而危及M的威望的人。因為M動用江青是以文藝為突破口的,所以叫“文化大革命”,其實完全是政治斗爭(如《五•一六通知》所說:“一切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
    1965年批《海瑞罷官》,1966年3月批“三家村”( 北京市委書記鄧拓、北京副市長吳晗、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66年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把四個掌管要害部門而令M不放心的人捆在一起,揪出了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北京市長彭真、總參謀長兼公安部長羅瑞卿、中宣部長陸定一、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同時還公布了正式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于是極左思潮蔓延到了所有對于政治敏感的熱血青年中。

    《5.16通知》否定彭真起草的關于文化革命的《二月提綱》,理由是這個提綱“不準談要害問題,不準涉及1959年廬山會議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罷官問題”,試圖將“文化革命”約束在學術批評范圍之內。《通知》說:“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真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啊!6月1號,《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四十五年以后的今天,同學們若有興趣不妨讀一讀。這是一篇足以令人瘋狂的文章,也是一篇亂黨、亂軍、亂國的文章。文章由陳伯達口授,由剛從軍隊抽來的三位秀才撰寫。

    66年6、7月,點燃文革熊熊烈火的主席卻不在北京,他把燙手山芋交給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自己躲在清涼的“西方山洞”,聆聽著“神都”驚動世界的風雷。

   國家主席劉少奇和黨的總書記鄧小平“老革命遇到新問題”,調動新北京市委的精兵強將組成“工作組”進駐高校。“第一夫人”王光美,還希望像64年在“四清運動”中創造“桃園經驗”一樣,緊跟偉大領袖左的精神,再創造一個“清華經驗”。

    蒯大富欣逢其會,粉墨登場。在《也向校長質疑》之后,發現工作組“不像毛主席說的那樣要相信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就寫了《工作組往哪里去?》幾天后又在其他同學的大字報上寫了這么一段批語:“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奪權斗爭,從前權在校黨委手里,我們和他們斗,把它奪過來了。現在,權在工作組手里,那我們每一個革命左派就應該考慮,這個權是否代表我們,代表我們則擁護,不代表我們,則再奪權。”蒯大富的確非常聰明,他說:“我覺得,那時我對毛主席的文化革命理論吃得比較透,核心就是革命政權嘛。政權問題是首要問題,學校里是資產階級專政,中央有赫魯曉夫式的修正主義分子,就這兩個思路。這個思路正好就符合毛主席發動文革的思路。”蒯大富也的確非常堅強,辯論、絕食、迎接批斗、笑對開除團籍,勇敢捍衛他所認定的“真理”,這令人欣賞!而這樣一來M所需要的火候就夠了。

    與此同時,北大也煽起了與張承先工作組的斗爭。仔細想來,幾張關鍵的大字報都是高干子弟帶的頭,可以相信,他們的消息來源是可以通往5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的。6月18日突然發生的大規模揪斗“陸平黑幫”的事件,我相信是有人事先布置的。工作組將其定性為“反革命分子制造混亂,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事件”,劉少奇在《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9號》上批示,肯定了工作組制止學生批斗干部的做法,這就中了招數。

    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7月19號講了那幾句話:“派工作組是錯誤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些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誰去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運動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趕快扭轉,把一切框框打個稀巴爛。”

    8月5號,做了四年的“大文章”點睛之筆出來了: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五十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應該是8月6號的凌晨,這張大字報抄件貼在了北大大飯廳東墻上。聽到消息,我翻身下床跑向大飯廳,擠到前面去看。看到最后幾行,驚呆了,不敢相信是真的又不得不相信是真的。回宿舍路上,腦海里翻覆出現“62年的右傾和64年形左而實右的階級路線”,。因為6月1號晚上我們剛從農村“四清運動”前線被召回校,《四清工作手冊》不少文件我都認真讀過。62年、64年……,這不是指劉少奇又是誰呢?而且,“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沒有調和的余地了!把大字報貼到北大,(據說最初是貼在中南海大灶食堂外,誰抄出來?)似乎只有利用狂熱的學生運動才能解決問題了?

     8月18日,毛主席接見外地來京“串聯”的學生。大批天津來的學生住在北大,17號晚上在“五四運動場”集合,每個北大學生帶二十個外地學生,連夜出發,步行到天安門。從沙灘、王府井南下走到東長安街已經擠得走不成隊形,我甩開天津學生自己移動,快到文化宮,聽到廣播,毛主席上了天安門,這時是早上五點。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幾十萬聚集到廣場上來的徹夜未眠的年輕人,完全忘記了饑餓和疲勞,這就叫做革命的激情或者說狂熱。而此刻他們最大的愿望,是看到毛主席!

    我移動到金水橋附近北大集合點,聽說毛主席剛才來到我們中間,還讓挑選一部分同學一起上了城樓。我抬頭望那個熟悉的地方,令我震驚的是毛主席穿著綠軍裝,旁邊還有一個人,誰?林彪!兩個人,很突出,過去從未有過。周恩來、陳伯達、中央文革那些人等等在兩邊排開。
 
    我到北京三年來,多事之秋,除國慶五一游行外,經常有在天安門廣場召開的群眾大會(支援巴拿馬、支援越南、支援剛果……)。北大清華的學生總是被安排在金水橋前,抬頭便是主席臺,領袖們的一舉一動看得清清楚楚。今天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劉少奇一個人站在后面第二排靠東邊的地方,(文革中“靠邊站”一詞即源于此),來來往往的人沒有一個跟他說話。陳伯達(大概是會議主持人)、林彪、周恩來、聶元梓講過話之后游行開始,人群從東長安街經天安門走到西長安街西單附近解散。過了一陣,毛主席離開了主席臺,大概是接見城樓上的代表去了。滿頭白發的劉少奇孤零零站在那里十分顯眼。廣場上的群眾不走了,齊聲喊著:“劉主席,我們要見毛主席!”重復了百十遍,大概嗓子喊啞了,歇了一會兒,又開始喊。時間大約有半小時,毛主席又出現在城樓上。
第二天的報紙上,中央領導人排列順序大變。報上又說紅衛兵們不斷喊著“我們要見毛主席”,刪去了“劉主席”三個字。這讓我懂得了許多事情。而且,毛主席穿上了軍裝,又對給他帶上紅衛兵袖章的宋彬彬說“要武嘛”,意味深長啊!(此后中學生紅衛兵在社會上“破四舊”,打、砸、搶、抄、抓,危害全國,亦源于此。然在“文革”,中,“聯動”之流所作所為不過是一個拙劣的小插曲。)

    從“8.18”開始到十一月下旬,毛主席八次接見“紅衛兵”。上千萬大、中學生“串”到北京,接受主席的革命思想,同時開始了全國“大串聯”,把“革命火種”撒遍全國。九月份,我只身南下“考察”,經武漢、長沙、韶山、桂林、南寧、貴陽、昆明、重慶、成都,國慶節前回到北京。這時候,“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這樣的標語口號遍及全國。由于偉大統帥號令的巨大威力,各地“保皇派”基本上已經失勢。我驚奇地發現,各地“造反派”革命群眾幾乎都又分裂成了兩大派。

    兩大派,這是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基本形式呢?主席有沒有預料到呢?我有必要深入了解。每到一地,在接待站掏出學生證登記住宿,往往就被人熱情邀請,讓介紹北大情況;只要表示對這派的支持,就有可能受到頭頭接見,希望你留下來當參謀,甚至許愿將來給你個“常委”之類。我在了解了情況之后,只要說一句 “我的家庭成分不是紅五類”,就可以走人了。造反派頭頭,令人有“亂世英雄起四方,有槍便是草頭王”的感覺;其中有曹孟德、劉玄德,有孫權、袁紹也有董卓。高校“造反派”中有些“勤務員”是很優秀的青年,真心誠意效忠于偉大領袖、獻身于革命事業。“外州縣”的“紅衛兵”頭頭,往往就是呂布、馬超,將來成為“紅色政權”的“勤務員”應該就是他們的理想。
  
    忽然襲來的“革命”風暴和輕易取得的權勢調動起人們的貪欲,造反派頭頭和他們身邊的諸葛亮意識到,“奪權”事涉上上下下政治經濟權利的重新分配,所以,只有招兵買馬壯大實力,才能在斗爭中擊敗對手。我傾向于認為,開始造反時,頭頭們大多出于革命激情和對毛主席的熱愛,其后分裂為兩大派的原因就是私心和貪欲了。不過這也未必正確。后來逐漸知道,“勤務員”的背后往往有“黑高參”指揮,“群眾運動”其實一開始就是群眾的“被運動”。

    1966年十月,北大東操場舉行批判“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大會。操場邊的土臺上,從南向北依次是彭、羅、陸、楊。羅因為跳樓自殺摔斷了腿,只能扶著拐坐在地上,其他人站著,低著他們的“狗頭”。震天動地的口號聲之后開始批判。其中一個發言人是聶元梓手下干將,原黨委副書記、教務處長崔雄崑。他聲色俱厲地質問彭真:“你為什么要反對毛主席?”押送人員把彭真移到麥克風前。憤怒的口號聲過后,傳出彭真十分清晰不緊不慢的聲音:“我不反對毛主席,過去沒有,現在沒有,將來永遠也不會反對毛主席。”崔書記傻了,立即領著大家喊口號。當時最流行的是陳伯達在一次會上喊出的口號:“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崔喊:“彭真不投降”,大家跟著:“彭真不投降”,崔喊:“就叫他……”他猶豫了半秒,接著喊出兩個字“交待!”操場上群眾一時發呆,緊接著忍俊不禁,轟然大笑。據說崔原想通過這次批判跟陸平、彭真劃清界限,大概良心發現,覺得彭真不至于該“滅亡”。后果呢,是他在被禁閉后自己滅亡了自己(跳進北大紅湖自盡)。這個在57年主持北大“反右斗爭”的大左派,此時左思右想左右為難只好“自絕于黨、自絕于人民”了。

    據說康生得知此事惱怒萬分,質問為什么給彭真提供放毒的機會?于是有了11月初在工人體育場重新召開的“批斗彭羅陸楊”大會,這次是肯定要打下他們的囂張氣焰了。可是彭真的一句話和羅瑞卿大將坐在臺邊垂頭喪氣像個討吃的殘疾人,這一幕在我頭腦中印象太深了!忽然,我因為自己有一些另外的想法噤若寒蟬。難道我真的中了毒?難道我真的是“反動學生”?

    這里有必要說一下我當時的處境,只有這樣才能說明我為什么從不同的視角看問題。

    1965年5月,我班一同學在頤和園昆明湖游泳淹死。我希望班上開個追悼會,團支部書記拒絕,理由是這個同學的爺爺是資本家。我據理力爭,不得要領。書記問我對班上工作還有什么意見,我搜腸刮肚推心置腹跟他在哲學樓旁聊了兩小時。

    1965年9月我們下鄉參加“四清”。不久在工作組生活會上,組長開始拋出我的若干問題,如摔進路邊水池是企圖破壞工作組形象(我以為水深半尺其實深一米多),早上穿背心是想感冒生病回學校(我準備擔水),手上拿一串葡萄在街上走是生活特殊化(工作組成員解放軍老胡買的,我從不吃零食,就一路拎著回到住處),對這些莫名其妙的無稽之談我一一做了解釋;后來就說我對地富反壞點頭哈腰(我尚未弄清每個社員的家庭成分),在批斗會前忽然吟詩“相煎何太急”(我在組內研究批斗會時說曾經有一個管制分子在被批斗時吟此詩,接下來想說應如何駁斥卻被組長制止),又說我曾在學習會上說“毛主席著作土里土氣”。我的原話是:“原來在學校讀馬列著作多,覺得毛主席著作土氣,現在下鄉再讀,才發現毛著水平很高。”現在忽然拋出這條就要我的命了!我說你不能斷章取義,別人就說你在學校有那樣想法也很嚴重,要做深刻檢查。我檢查了:個人主義、私心雜念、愛出風頭,人家說只觸及皮毛,沒觸及靈魂,意思是你靈魂深處思想反動。我說這樣一來我喊“毛主席萬歲”你們也會說我喊反動口號。人家問為什么?我張口結舌解釋不清。這樣一來, “說‘毛主席萬歲’是反動口號”,就成了我的主要罪狀。

    文革初起,北京高校之間開始“串聯”。因為“四清”時我們是與北京林學院老師組成工作組的,我們首先串到林學院。見到我們副組長,他抱歉地對我說:我們之所以那樣對待你,是想把你開除。為什么呢?因為你的鑒定材料里寫著“對黨團組織不滿”——這樣的人怎么能當工作隊員呢?后來感覺你表現還過得去,就暫時不管了。
 
    所謂“階級斗爭”“樹欲靜而風不止”。回校不久,6月中旬,在我們住的三十八齋樓梯墻上,世界史班的兩位紅人貼出一張大字報,繪聲繪色添油加醋歷數我在鄉下的“反動言論”。(不知道他們從哪弄到的)這是把我往死里整啊!我連夜寫大字報一一解說,那兩三天時間,大腿上的肉急劇萎縮,走路都軟得發抖。我的申辯剛貼出不久,處理“六一八事件”,又被人逼我撕掉。看來只好等待 “運動后期處理”了。

    我實在不明白,我不就是給團支部書記提了意見嘛,而且是私下當面里提的,怎么就是“對黨團組織不滿”?頂多就是對你團支書個人不滿吧!跟黨有什么關系呢?其實也不是不滿,提點意見,希望班集體更好。我連個團員都不是,(按:高中三年,59-62年,成天忙于與饑餓和疾病斗爭,我們班只有一人入了團),一上大學就參加學校“美術社”、“體操隊”、“游泳隊”,有空就騎上自行車滿北京轉,鷲峰、潭柘寺、周口店都去過,買了月票天天去昆明湖游泳。說我是差生我承認,說我有“對黨團組織不滿”的思想,說實在的,還真是高抬我了。“四清”中和“文革”初挨了整,這樣一來我真有了“思想”。我當時的思想就是:一定要把提意見和“反對”某個人區別開來,把某個人與黨團組織區分開來。否則,我死路一條。

    令我噤若寒蟬的思想就是:我想不通,不是說彭羅陸楊是“反黨集團”嗎?應該揭露他們如何結成集團,又是如何反黨的。怎么只問他們為什么要反對主席?就當時所能收集到的材料看,這幾個人所謂的“罪惡”就是反M,并不反D。從59年廬山會議或62年七千人大會算起,其實也不是反對M這個人,是在十分尊敬他的前提下批評他的錯誤。這幾個人,二十年代在白色恐怖中入黨,彭在白區出生入死,羅陸楊都由長征過來,或槍林彈雨,或激揚文字,或協助運籌,他們獻身黨的事業功勞卓著。要說這些人反對D,而且結成“集團”,實在莫名其妙。

    記得66年除夕,“中央文革”成員在清華大學操場上向學生們拜年,姚文元發表演講,說1967年將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向資產階級發起全面進攻,奪取被他們把持的一切權力的一年。學生們激動的歡呼聲響徹夜空。

    我腦海里浮現出眾多“草頭王”。把六億人民交給他們,M老人家就那么放心?

    接著是“一月風暴”。67年1月,在張春橋、姚文元策劃下,(后來得知,北大聶元梓、孫蓬一率戰斗隊在滬推波助瀾;據聶后來說,這一舉動是M指使其女秘密傳達的“最高指示”),上海“工總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頭目是王洪文)奪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權。中央文革小組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賀電,于是全國各省“造反派”紛紛起來奪權。

    1967年2月中旬,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的政治局碰頭會上,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因陳、葉、徐、聶為共和國元帥,譚、二李為國務院副總理,因此又被稱為“四帥三副”)忍無可忍,同林彪、康生、陳伯達、江青、張春橋等發生了正面沖突。譚震林憤怒地說:“這是黨的歷史上斗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任何一次”。他表示,即使坐牢、開除黨籍,也要斗爭到底。在激動萬分時他說:我一生三不該,第一我不應該活這么大歲數,看著國家這么亂我心痛。第二我不該參加共產黨。第三我當年不該跟毛澤東去井岡山。這話已經說絕了!這事被稱為“二月逆流”。

    “二月逆流”的出現是M沒有想到的。如林彪后來在八屆十二中全會(68年10月)上所說:“主席原定在67年的3、4月份見眉目的這個打算,由于‘二月逆流’的出現,這個戰略部署受到了嚴重干擾。”所謂“見眉目”就是各省大體響應奪權,成立新政權“革命委員會”。林彪講話給“二月逆流”的定性又是“反黨”:“‘二月逆流’是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以來發生的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劉鄧路線’的繼續。”“四帥三副”“大鬧懷仁堂”,(后來四月又有“大鬧京西賓館”),不就是反對M發動的“文革”嗎?這些人怎么可能反黨?盛怒之下的譚震林說出過頭的話,實際上是針對“文革”、針對M,是在用自己的生命捍衛D,絕不能說是“反D”。

    (未完待續)


北大“文革”與文革風云回憶反思(下)
——兼評蒯大富回憶

作者:戈 辰


   (續上篇)

    各地“革命委員會”遲遲建立不起來,就我個人的看法,與中央高層的所謂“逆流”沒有關系。“四帥三副”的言論,用當時的話說可以說是“保皇派”,而地方上的“保皇派”在67年的春夏大體上都已經垮了。“革委會”遲遲建立不起來的真正原因是各地“造反派”幾乎都分裂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這是一個奇怪的現象,這也是M沒有預料到的。在67年夏天,他多次呼吁兩派“各自多做自我批評,實現革命的大聯合”。他說:“ 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只要兩派都是革命的群眾組織,就要在革命的原則下實現革命的大聯合”。

    M在當時提出解決“兩大派”的辦法是“要斗私批修”。(《人民日報》把“斗私批修”提高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的高度)。可是, “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基礎是“階級斗爭學說”,社會“精英”和熱血青年們紛紛奮起,都認為自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而對立面是“反動”的“資產階級”。兩派都說自己是在“誓死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都是無限忠于偉大領袖,都最最最最聽他老人家的話。你要他們“斗私批修”,誰也不會承認自己出于私心!(不少人真的不是出于私心!)你不是說“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嗎?你不是說階級斗爭不可調和嗎?況且,《炮打XXX》已經做出了榜樣。你忽然要他們“大聯合”,怎么聯合?以誰為主實現聯合?

    因為“奪權”事涉上上下下政治經濟權利的重新分配,實際上,幾乎每個人出于各種目的都會以死相爭。“兩大派”要么一派吃掉另一派,要么在斗爭中同歸于盡。一場全國性的“武斗”在所難免。

    1967年春夏,北京大學形成兩大派。一派是擁護聶元梓為首的“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簡稱“校文革”)的“新北大公社”,其基本成員是各系文革領導小組及聽他們話的學生。另一派是由思想比較活躍的各種“戰斗隊”聯合而成,包括“井、紅、飄、零、團”五個組織,就是“井岡山”、“東方紅”、“紅旗飄”、“0派”(以化學系63級“0363”學生首創的“北京公社”為核心)、“團派”(從“新北大公社”擺脫出來的“造反團”),總稱“井岡山兵團”。據說“公社”擁有“社員”六七千人,“兵團”擁有“戰士”五六千人。我所在的中國史班33人,兩派各有十來八個比較“鐵桿”的人員,各團結了五六個比較溫和的人員。運動開始的時候,我是兩派“革命群眾”都不敢收容的、要等待運動后期處理的“XX分子”,人家寫大字報都不讓我簽名的。到67年夏天,兩派都努力招兵買馬,本屬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很多教師也都紛紛“入社”或者“上山”了,高音喇叭不時播放某某“入社”或者“上山”的“造反聲明”,給對立面造成巨大壓力。這時,機遇來了,兩派都有人來表示可以收容我。于是我得到了一個羨慕了一年的紅袖套,成為“紅旗飄”的一員。
井岡山人在砸工作組留給歷史系“文革”“專案組”的 “黑材料”時,撬開箱子,上面第一份材料就是我的,其中有別人揭發我的“反動言論”的大字報的照片,看樣子是半夜用閃光燈拍的。得知這消息,我陷入深深的憂慮,覺得有必要跟“系文革”說清楚。我在系辦公室找到當時的負責人吳維能,逐條解釋了所謂“反動言論”的本意。吳維能是個好人,他耐心聽完了我的申辯,最后說了這么一句話:“那你說,我們是相信你說的,還是相信那些好學生的?”我怔住了,只弱弱地說了一句:“要相信事實。”

    因為我加入了井岡山,同宿舍其他人都是公社的,開始我還愚蠢地想利用這條件建議兩派同學坐下來談談,解除誤會,很快發現別人以未來的康生、陳伯達自居,視我為“斬監候”,不屑于對話。于是,我和另一個因其父在59年挨過整(對“三面紅旗”有微言)而不受待見的同學搬到西邊一間空宿舍。不久,又搬進來幾位因住研究生宿舍而要被稱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研究生,他們是:唐蘭的郝本性,蘇秉琦的郭大順,宿白的胡仁瑞。再往西邊宿舍,是鄧廣銘的李裕民,因為抽煙厲害,一人占據一間,用課桌拼成一張大桌子,繼續著做他的學問。通過他們我還熟悉了汪篯的研究生胡戟、邵循正的研究生趙春晨等等。耳濡目染、潛移默化,這時候,我才從一個混混沌沌的差生接近了學術殿堂,知道什么叫“做學問”。而我的某些自以為最最革命的同學,正致力于把“反革命”的帽子加到別人的頭上,用這樣的方式,“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1967年下半年,當全國各地兩派武斗如火如荼的時候,北京高校“紅衛兵”也形成了兩大派,即所謂“天派”、“地派”。“天派”以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斗隊”和北大“新北大公社”為主,還有清華蒯大富的“團派”;“地派”以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和北師大“井岡山公社”為主,北大井岡山兵團當然得到地派支持。到68年春,兩派對立越來越尖銳。聶元梓指使其爪牙高云鵬擔任“新北大公社文攻武衛指揮部”的總指揮,組建武斗隊,希望盡快摧垮井岡山。井岡山處境艱難。幾個高校成千上萬的地派學生到北大游行示威聲援井岡山,3月25日,聶元梓把公安部部長、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謝富治搬來,勸退了游行隊伍。事后,聶元梓稱此為“3.25大武斗”,把自己封為“制止武斗”的功臣。

    3月29日凌晨,做了充分準備的 “新北大公社”武斗隊向住在31齋的井岡山兵團“零派”“03縱隊”的學生發起突然襲擊,逐層、逐屋地驅趕毆打井岡山派學生,占領了31齋。這是北大長達四個月武斗的開始。
 
    蒯大富說:“北大3月29號也打了一場武斗。這武斗實際上就等于是聶元梓挑起來的,武斗當時,中央就明確表態支持了聶元梓,那一派就垮了。” 

    蒯大富不知道,北大井岡山人被趕出31齋后,首先是后勤部門支持井岡山的青年工人“海燕”戰斗隊武裝起來,保衛井岡山,占領了兵團總部所在的28齋。公社揚言要把井岡山摧垮,逐樓驅逐井岡山人。一時間,海淀路上、32路車上盡是拎著大包小包落荒而逃的井岡山人。有親友的投奔親友,沒有親友的投奔“戰友”——住到地質學院的教室里。我當時不在北京,在北大的表姐、姐夫到我宿舍搬走被褥和兩個箱子,剩下一箱書太重,準備第二天搬,沒想到當天夜里公社就占領了38齋。武斗結束后有同學告訴我,在某老師家的書架上見到我買的小說(多人曾傳看過),我也在樓道盡頭廢紙堆檢出我的三冊《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沒人要)。可惜我的幾種線裝書一冊無存。跟武斗結束后回校看到床上空無一物而精神失常的同學相比,我就算幸運了。有一位公社“勇士”在頤和園昆明湖游泳,被一位上海同學認出他穿的是自己的游泳褲,揪住不放,后來在“勇士”的箱子里搜出多床被面,多件衣物及照相機、手表等等。

    當年北大南校門、西南校門以北一帶的學生宿舍16號到44號計二十九座樓,井岡山人經過幾次血戰,保住了28、30、32、35、36、37六座樓。聶元梓把“井崗山兵團”趕出校園徹底摧垮的陰謀未能得逞。公社封鎖了學校所有大門,進出嚴查,發現井岡山人就抓就打。無線電系62級的殷文杰據說是個“馬丁•路德•金”,屬于井岡山中最溫和的成員,路過公社武斗總部44樓前,被武斗隊員認出,上來就打,刺傷股動脈,血流不止而死。地質地理系61級學生劉瑋,在海淀街上被“公社”抓進樓里,毒打至死。近日見到《聶元梓口述自傳》,她竟然這樣說:“地質地理系學生劉瑋,不是在武斗中打死的,而是在打武斗的緊張形勢下,被混亂的群眾打死的,打他的人什么人都有,不都是新北大公社的人。因此這件事不應該算在新北大公社打武斗的賬上。”這個“老佛爺”,多么無恥! 

    37齋靠海淀路,井岡山在圍墻開了一個門,成為向外的唯一通道。樓與樓之間用學生宿舍的雙層床豎著排列起來,形成封閉走廊,防止周圍樓上巨型彈弓發射磚頭的襲擊,保護樓間行人往來。就這么幾百人,被“公社”數千人圍困封鎖,井岡山危在旦夕。

    蒯大富誤以為北大井岡山被打垮了,他說:“我們也想學這樣做。這之前,雖然毛主席沒有公開講,但陳伯達、江青、謝富治啊,都講了很多話批評四一四。當時我有這么個心態,認為清華打起來對我更有利,中央領導會發表嚴厲的講話,就是讓四一四垮臺,結束兩派紛爭的局面。”這位大領袖如意算盤敲得很清脆。清華武斗是1968年4月23號開始的。三個月以后,他后悔了:“武斗死人以后,我很快就后悔了。我本來是一種投機心理,利用武斗獲取中央文革的支持。結果中央根本不表態,我們失算了。”其實,他四十年后也未必完全明白,他在老人家棋局中處于什么位置。

    讓我們再回到68年春夏的北大。我在大約6月初“串”回北京,不敢回校,經人指點來到了地質學院,先隨便找一間空教室過夜。第二天早晨,被一陣叫罵聲驚醒,說是不許占用這教室,邊說邊把我的包袱往外扔。我嫌他態度不好,想辯解,不料他開始肢體接觸。幸好又來了幾個學生,于是把我押解到“總部”辦公室審問。我掏出學生證,說明自己無法回校。旁邊一個學生哈哈一笑,指著我:“‘新北大公社’的吧!”旁邊人跟著哈哈。是啊,井岡山的怎么會不跟戰友們住在一起呢?“……”我本想說我是山上的,可是想到自己被人打罵奚落,很給山上人丟臉,不妨讓他們認定像我這種窩囊廢可憐蟲就是新北大公社的社員吧。

    很快找到井岡山的“難民營”住下來。不幾天得到通知,有個重要會議。會上,一個頭頭講話:“希望多一些人能夠回校守樓。站住腳就是勝利!如果被對立面摧垮,運動后期定為反動組織,一個一個地收拾,誰都沒有好下場!”“階級斗爭的客觀規律是不依個人的主觀愿望為轉移的,你被打垮了,就沒有你講道理的余地了。”我毫不猶豫:回校守樓!

    話說北大學生宿舍樓原本叫“齋”,這時候再叫“齋”,咋聽也別扭了,以下我就統稱“樓”。37樓南面中間,井岡山人截開圍墻,用床板搭成寬高約四米的甬道,通到馬路邊。37樓東西兩邊的34樓和40樓被公社占領,樓上架著彈弓,見著37樓進出的人就打。路對面是32路公交車車站,站上經常有不少等車的市民。經指點,我先混在人群中,馬路上沒車時迅速穿過馬路即進入甬道,初次來,掏出通行證進入樓內。我被帶領到一間宿舍,見地下有一大洞,扶梯而下約三米深有地道向北,在36樓上來,再下地道,經35樓再下地道到達了30樓。有了雙層床連成的甬道為什么還要挖地道?因為兩邊都是公社的樓,為了安全更為了秘密來往。
    
    30樓的4層走廊東頭窗口,正對工字形的28樓南端西頭4層窗戶,其間距離約十米,井岡山人在這架了一座橋,聽說是數學力學系同學設計的。架橋的過程,先是在28樓南頭東西向走廊內做好梁架,把繩索從空中扔過來,東邊推,西邊拉,千斤重的橋梁穩穩地架在了兩樓之間十多米高的空中。我不得不佩服理工科的同學。深挖洞、高架橋,使井岡山的六座樓連成一體。我就住在30樓四層東頭朝南的房間,也就是說住在橋頭。

    兩派的高音喇叭沒日沒夜地對罵,其中經常播放的兩首歌令我震撼。
    一首是公社廣播的,公社給“敬愛的江青同志”的一段講話譜了曲,由公社合唱團演唱:

        北大井岡山,不好不好!(合喊:不好!不好!)
        紅旗飄里準有壞人!(重復兩遍)
        你們不斗劉鄧陶,不斗陸平彭佩云,
        你們的大方向哪里去了?(重復三遍)

    最后一句一遍比一遍調子高,我仿佛看見那個婦人張著獠牙大口要把我吃掉。她這段話令我不寒而栗的就是第二句:紅旗飄里準有壞人!她對于北大的了解主要來自李訥。李訥回北大,要么找聶元梓口授“最高指示”,要么找歷史系了解情況。歷史系學生加入“紅旗飄”的,主要是我們班的十來個人,我想,其中值得被老人家的夫人稱為“壞人”的,那就只有說喊老人家“萬歲”是“喊反動口號”的人啦!

    (近日看到一個材料,說“聶元梓們整理了“紅旗飄”中一些人議論江青的黑材料,并將之上報江青,以圖借此摧垮反聶力量。江青聞訊后,勃然大怒,便揚言道:‘紅旗飄里準有壞人!’”果真如此,那“壞人”就不止我一個了。其實我這個“差生”或者“壞人”,真還沒有那么高的見識,對江青沒有甚么認識,只是在文革初批斗工作組組長張承先時聽了她的發言,感覺到一絲隱憂——糟糕!偉大領袖的老婆就這水平?  
   【1966年7月26日晚,江青等人到北大主持召開了萬人“辯論大會”。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曹軼歐和中央文革小組其他成員都參加了大會。李雪峰、吳德等得到消息后也急忙趕來。江青發言,可參看張承先《“文革”初期的北大工作組》,但張的回憶不準確,江說“把階級斗爭搞到主席家里來了”不是指張承先,是指韶華。江說不承認韶華是兒媳婦,說韶華她媽在延安是女流氓,說張承先不該重用韶華……。當時韶華就坐在中文系學生中,當下站起來就離開了。】
    其后,有一個同學因為在宿舍大談蘇妲己、褒姒禍國殃民,被公社知道了要抓他,只好躲在山上樓里。還有一個同學武斗結束后因在紙上寫出“絞死JQ、油炸JQ”被人告發,吃盡苦頭,此是后話。)

    另一首歌是井岡山廣播的,是老人家四十年前(1928)的一首詞《西江月•井岡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頭鼓角相聞。
    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
    早已森嚴壁壘,更加眾志成城。
    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宵遁。

    這雄壯渾厚的男中音令我豪情滿懷,誓與井岡山共存亡。

    守樓的任務就是站崗放哨,防止公社武斗隊偷襲。戴上藤帽,穿上棉襖,上到樓頂,檢查一下高音喇叭,看看公社有什么動靜。

    守樓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吃飯。學生食堂被公社控制,到那吃飯一旦被認出就慘了。海淀鎮上有飯館,天天去吃吃不起,還有被公社綁架的危險,只好自己在樓里做飯。我很快發現了自己的用處:上街買菜。第一,除了本年級同學,很少有人認識我,即便認識,也不知我上了山。第二,我成天鍛煉身體,能負重。這里講一個笑話:文革初有一次在五四運動場開大會批判翦伯贊,大會快開始我才去。歷史系坐在最前邊,我擠到前邊正要坐,來了一位戴著紅袖套的“糾察”,揪住我往后面趕。我說我是歷史系的。他問:“你是哪個學校歷史系的?”我說:“就是這個學校。”他把我上下打量一圈,說:“你還是到后面去吧。”又開始推。這時三年級考古班的班主任張新生站起來對他說:“他是我們系三年級同學。”幾十年后在陜師大見到這位同學,他還是不認識我,一笑。至于我能負重,只說一句:參加學校業余舉重比賽,我體重不到60公斤,挺舉舉起70公斤,得了第六名。

    買菜在海淀菜市場。帶著麻袋,跟著歷史系井岡山的女管家到了市場,賣菜的認識女管家,價錢不用問肯定最低,很快幫我們裝滿麻袋,催我們回。事后得知,海淀鎮居民大多支持井岡山,鎮“革委會”好像也屬“地派”。我想起了《毛選》里的文章《中國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時讀毛著,真有體會啊!假設海淀居民配合聶元梓擠兌井岡山,這幾座樓能守住嗎?

    北大武斗發生在一個特殊的時間和地點,因此它是原始冷兵器和現代科學技術的奇妙結合。

    應該是在7月中旬,公社準備在半夜偷襲,搗毀井岡山大門甬道,堵死井岡山人的出入口。我們戴上藤帽穿上棉襖集中到37樓,到了后半夜,第一梯隊在前邊打起來了,同時37樓的探照燈唰的一下把樓前面照得通明,樓上的彈弓發射出密集的半截磚頭。拿著消防斧砍向甬道的歹徒和拿著梭鏢長矛的護衛隊大驚失色狼狽逃竄。得到消息,我們立即脫掉已經熱出一身大汗的棉襖,遺憾沒有參與戰斗。
    第二天,哲學系四年級F同學送我幾個水蜜桃,說是總部的慰勞品。他指指自己的嘴,腫得像個桃,說“這里挨了一下,吃不成。”
    事后公社總結失敗教訓:一是井岡山人事先得到消息,說明公社潛伏有內奸;二是探照燈太厲害,是造成夜襲失敗的重要原因。
    他們的決策是:一、清查內奸,二、掐斷通向井岡山的所有電源。
    他們沒有想到,這些決策同時傳到了井岡山總部。

    我們后來才知道,由于全校電訊系統都由公社把持,井岡山和外界的通訊全被切斷,所以公社仍使用原來的電話通訊系統。井岡山人從28樓地下挖了一條地道通往29樓東頭地下的電話電纜接頭處,然后連接竊聽電纜,每天24小時專人值班監聽記錄有關通話。

     “校文革”在對井岡山控制的幾座樓斷水之后,又要斷電。沒有電,不能照明,做飯麻煩,廣播也啞了,問題大了!總部決定從海淀路馬路邊電線桿上的高壓線上直接接電,地院戰友立即送來了變壓器。電線桿在甬道口東邊大約三四米處,迅速爬上去不難,難的是上萬伏高壓電,必須帶電作業,稍有疏忽便會被電擊斃或摔死。北大物理系、無線電系懂帶電作業的人不少,但在晚上、在武斗戰場、在沒有先進器材的情況下還要迅速完成接線,危險可想而知。
    在做了充分準備之后,7月22日晚上正式接電。這次是由理科同學擔當短兵相接的戰斗,戴上藤帽,穿上棉襖或用剖開的消防水龍帶制成的“鎧甲”,手執用自來水管道制成的梭鏢長矛,集中到37樓一層待命。文科同學分別到各個窗口擔當彈弓手,我被分配到略靠西邊四層一個窗口,居高臨下,可俯視從北大西南門出來前來進攻的公社武斗隊。彈藥很充分,是從非承重墻上拆下搗成兩半的磚頭,堆在順手的地方。彈弓用汽車輪胎切成條,編成辮子,兩頭牢牢固定在窗框上。
    擔任接電的是無線電系的一位同學,據說還有兩個預備隊員,都給家人留下了遺書。我因在西邊阻擊公社武斗隊,無暇東顧看他們如何爬上電桿接線。半夜,海淀路上已無行人,井岡山戰士迅速搬出雙層床建起東西兩道街壘阻擋兩邊的公社武斗隊。接電勇士迅速爬桿。公社武斗隊從東西兩面涌過來。西邊的前鋒握一桿大概是用跳高撐桿做成的長槍,左右兩員猛將持約兩米多的長矛,后面跟進數以百計的戈矛手,頭戴鋼盔,身穿黃棉襖,呼嘯著沖上來。這時候,每個窗口都飛出磚頭。由于公社嘍啰兵太密集,我們可謂“彈無虛發”。到底是學生兵,一挨了磚頭就往下撤,旁邊兩人立即拖著槍或者扔了槍駕著傷者撤。可以說,這半截磚頭就打退了三個嘍啰。然而,前鋒猛將卻是勇敢向前,逼近了床板做成的街壘,令人緊張萬分!這時候,奇跡發生了,前鋒猛將忽然像喝醉了酒,站立不穩,床板后面井岡山的長矛同時扎了過來,嚇得三人連滾帶爬往后撤。這一下,公社士氣大挫。戰斗進入相持階段。

    這是怎么回事?樓上的我看得莫名其妙。事后才知道,建筑床板街壘的同時,井岡山人在前邊路面撒了兩三米寬一層綠豆。古代“撒豆成兵”的魔法,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最高學府”,曾經高揚科學與民主的“新北大”成為現實。

    隔著馬路,我所在窗口的正對面是“長征食堂”。公社人搬來幾塊門板,在食堂東邊墻下構筑了一個最前沿臨時工事。那里距我窗口約有六七十米,彈弓有點夠不著。正巧這時指揮官給我派來一個助手,看樣子年齡較大,又比較瘦弱,記得好像是理科的一名研究生,因為強烈要求參戰,指揮官就讓他來給我遞磚頭。看到磚頭夠不著對面,他說我們倆一起拉。于是他抱住我的腰,四條腿一齊用勁,這下飛到了對面墻上。我們就這樣越打越準。工事里原有兩個人,后來又跑過來一人躲了進去。幾分鐘后忽見那人戴了頭盔跑出來,跑了不到5米,嗵的一下直直倒下。工事里沖出一人,架起那人向西跑去。37樓上發出一陣歡呼。我和研究生卻呆住了,他囁嚅著:“是我們剛才打的……”剛才那一下力量正好,磚頭準準地飛進工事。我不敢說話,搖頭示意他不要講了。不知道會有什么后果呢!
    就在這時,燈忽然亮了,井岡山六座樓一片輝煌,歡呼聲響徹夜空,接電成功了!井岡山的廣播也響起來了:
        …………
      早已森嚴壁壘,更加眾志成城。
      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宵遁。
    我心中惴惴不安,似乎自己成了殺人兇手。第二天就聽說,公社頭頭盧平(姓名與校長陸平音同)到前線督戰,挨了一磚頭,住進了醫院,沒有生命危險。我心想,不知道有沒有后遺癥呢?

    聶元梓們不甘失敗,聽說是吸取了教訓,決定焊制“坦克”,生產“燃燒彈”,進一步升級武斗,不踏平井岡山誓不罷休。

    就在這一天,中央發布了制止武斗的《7.24布告》,接連幾天,大批工人和市民有組織地圍繞著北大游行,高喊口號。27號,游行隊伍進入校園,“首都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命令兩派頭頭前去開會。28日凌晨,除了張春橋不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葉群,姚文元,汪東興,中央的全體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首都高校“紅衛兵”的“五大領袖”。我一看這陣勢,井岡山守樓已經成功,下一步就是討價還價,實現“大聯合”了,于是收拾行裝,回家“逍遙”去了。

    9月20號左右,收到同班WTY同學來信,讓國慶前務必返校,否則將取消學籍。
    回校第二天,就遇到一件令我哭笑不得的事:我從38齋西北邊那個門進去,有些內急,連忙竄進廁所尿尿。正有解放的感覺,忽聽見一個女人大叫:“你是什么人?”我想這是男廁所,女人不會是問我吧?沒有回頭,繼續解放。就覺得被人往下拉。轉頭一看是個潑辣的中年婦女,揪住我拉到工宣隊辦公室。那時人的“階級斗爭覺悟”超高!認為我要么是對工宣隊進校不滿,要么就是受資產階級思想毒害的小流氓。我解釋說不知道那改成女廁所了,人家說改了這么長時間了,怎么會不知道?我說我離開38齋半年多了,昨天剛回校。工宣隊電話確認之后,還教訓我:以后小心點!

    緊接著我班同學小Y就告誡我:千萬小心,少說話,開會的時候,你一句話也不能說!又告訴我,井岡山總部給每個守樓的同學送一本小紅書(似乎是《毛主席詩詞》)作為紀念,公社的人不知道你參加守樓,上報守樓者名單時也沒有寫你,為了安全,這書就不給你了。我表示同意。

    國慶一過,“大聯合學習班”又開始了。上午8-12點,下午2-6點全年級同學坐在一起,工宣隊主持,鼓勵大家發言。一坐一上午,一坐一天,沒有人發言。據說這樣的情況已經多日了。我真有點憋不住,想說幾句。小Y似乎感覺到了,又來叮嚀我:“千萬不能說話!不論你講什么,都會被人抓住批判。害了你自己,也害了井岡山!”我因為有“四清”時的教訓,也就聽他的,坐在角落里,雙手支在凳子上,偷偷練腹肌,練肱三頭肌。
    終于有人憋不住了。在我們年級參會的系辦公室主任吳維能說:“那么,我來說幾句……”他講了些啥我記不清了,無非是緊跟工宣隊的意思:兩派群眾各自多做自我批評,促進革命的大聯合。講完了,依然是長久的沉默,他又憋不住了,又說點具體的事情,說這事是公社的不對啊,又說點另一件事,說這是井岡山的不妥啊……。就這樣差不多坐了一個月。我的印象中,也就是吳維能發了那么幾次言。

    1968年11月3日這天,得到通知去第二教學樓開全系大會。大概是上面催得緊,工宣隊急于要找突破點——揪出壞人,教育群眾,實現兩派“大聯合”。會議開始不久,就聽見有人高喊:“把反革命分子吳維能揪出來!”吳維能還沒有反應過來,難道是喊我?是的,是他所認定的“好學生”們揮動拳頭跟著喊起來。吳維能確認了是喊自己,就站起來走到講臺旁。接下來是幾位好學生發言,揭露他如何在兩派之間“跳來跳去”,“挑動群眾斗群眾”,甚至還翻老底,說他過去還有過什么反動言論。批判會結束,當時沒有對他采取任何行動。人們魚貫走出會場。我出去比較遲,吳維能剛好就走在我旁邊。他用無助又可憐的眼神看了看我。我很想遞去同情和理解的眼神,但是我不敢,周圍都是人,說不定正有人盯著我看我的態度呢!我回了吳維能一個毫無表情的眼神。也許在吳維能看來,我就是幸災樂禍。

    第二天早上,人們在圓明園的小湖里發現了吳維能的尸體,據說在投湖自盡前,他還像汪篯一樣喝下了“敵敵畏”。好學生們忙起來,刷大標語,寫大字報,揭露反革命分子吳維能的反動言論(好像是說“人民公社不幸福”之類)和可恥的歷史(曾有幾次自殺未遂的“前科”),分析其自絕于黨、自絕于人民的必然性。
    我心想,要不是小Y的警告,有眾多“言論”和最后必然“自絕”的,可能就是我。

    工宣隊煞費苦心尋找“挑動群眾斗群眾”的罪魁禍首,其實若要追根溯源,“始作俑者”就是《五一六通知》和《炮打司令部》的作者。你要群眾“大聯合”,除非宣布那些都是錯的。
    即使這樣也難。人和人之間傷了感情,而且是你死我活的斗爭,猶如一件官窯古瓷,曾經那么美好,一旦碰出裂紋,那就永遠不能復原了。事實也是這樣,北大文革兩派,四十年后見面,依然無話可說。

    毛是杰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立即找到了解決學校“兩大派”難題的辦法:“斗、批、走”、“斗、批、散”。很快地,我們都被宣布立即畢業分配工作。不久,老人家又發出“偉大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這就把所有“革命激情”引向了廣闊天地去“大有作為”了。

    馬上要畢業了。我知道,個別人不論是為了對革命負責,還是為了在工宣隊面前留下好印象,都不會放過我。我要做最后一次掙扎,于是專門找工宣隊談話,把一年前對吳維能說的話復述一遍。聽完我的話,那位年輕的工人帥哥沒有任何表情,什么也沒說。
    第二天上午年級開會,帥哥說:“快畢業了。有的人,我們本想幫他擦掉屁股上的屎,他卻想往自己臉上貼金。”我想只有我明白他在說誰,我完了!

    幾天以后,托運了行李,背著沉重的包袱離開了北京,1968年底,我來到陜西乾縣羊毛灣水庫工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其后又轉到華陰農場,接受解放軍的“再教育”。一年半之后,1970年春天,正式分配工作。我自我放逐,到了陜北窮鄉僻壤深山老林中,心存一絲幻想:有朝一日,“天子駕崩,大赦天下”。
十多年后在南京遇到當年同班同學老W,他告訴我,在我們畢業分配之后,人走完了,他最后走。工宣隊組長郝師傅對他說,對立面有兩個同學找工宣隊談話,說我們班有兩個同學應該定為反動學生,一個是說“毛主席萬歲是反動口號”的,另一個是企圖為彭德懷翻案的,就是他。郝師傅說:“我們經過分析認為,你們兩個的家庭出身都不是‘地、富、反、壞、右’,雖然生在舊社會,但是長在紅旗下,怎么可能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呢?”于是,他們把公社整的黑材料燒了。
    我心想:難怪,我自從到水庫工地以后就成了“好學生”了。可是,心里揹了十多年的黑鍋啊!

    再評蒯大富回憶

    讓我們再回到蒯大富的回憶,讓我再講幾句自己不成熟的看法。還是那句話,一己之見,僅供參考。

    1968年7月28日毛的講話實際上是宣告了紅衛兵運動的結束。毛說:“現在再發一個全國的布告,誰如果還繼續違犯,打解放軍,破壞交通、殺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還有少數人不聽勸阻,堅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還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現在輪到你們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不要腦子膨脹,甚至全身膨脹,鬧浮腫病。”

    蒯大富很聰明,后來逐漸意識到,“毛澤東是想在1968年夏天結束文化革命了,尤其要讓學生退出歷史舞臺的中央。然而,我們不自覺,還想賴在舞臺中央,于是就發生了這樣的事。”

    1968年年底蒯大富被分配到了了寧夏。

    1970年秋有人告訴他,他被選為北京市選區的人大代表。他還相信,中央給他保留了一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位子。當他去北京的時候,他們廠還以為他是去開四屆人大的。寧夏很隆重,送他坐飛機去。到北京機場后,北京市革委會派車接,并在市革委會吃了晚飯。飯后,清華就來人了,說找他有點事,把他接到清華去了。到了清華黨委辦公室旁邊的一個房間,遲群、謝靜宜等在等著他。遲群開門見山地宣布:蒯大富,你有重大的遺留問題沒有交代,清華黨委決定對你實行隔離審查。蒯大富后來說:“我一下子就被打蒙了。”他至今還不明白,這個過程是抓“反革命”的小計策。他成了“五一六分子”。

    蒯大富說:“五一六搞得那么大聲勢,涉及到全國幾乎所有的造反派,應該涉及有上千萬人……事后證明完全是假的……整五一六這件事我不知道到底有什么背景,也沒看到太多證據,但是我自己感覺上應該是周恩來,因為五一六主要是反周恩來嘛。那會兒他就是要打掉一撥人,搞了那么大的運動,把造反派就整個打下去了。”“基本上全國所有的造反派頭頭,包括天派、地派在內一股腦兒,都在五一六這個名義下審查挨整,最后就這么不了了之了。”

    蒯大富畢竟不是史學工作者,他對毛沒有更深入的認識,其實他也不懂政治。憑著對毛的感情,他把自己1970年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怪罪于周恩來,把自己1983年被定為“反革命”判刑17年,認為是鄧小平對他的報復。還說“鄧小平這個同志報復性很強,你要整過他,那你就倒霉了。”他不知道,在毛的棋局上,他蒯司令不過是一枚隨時會被舍棄的小卒。參加了“九大”和“九屆二中全會”的聶元梓在1970年下半年也被抓起來成了“五一六骨干分子”。1970年的周恩來,什么事情可以不經過毛?遲群、謝靜宜聽毛的還是聽周的?鄧小平幾起幾落,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人是誰?鄧因私怨而進行報復了嗎?你清華井岡山蒯司令值得他出于個人恩怨而報復嗎?

    蒯大富的回憶,最可笑最幼稚的是這幾段。

    
    四十多年過去了。那時剛出生的人,現在都快到“知天命”的年齡了!可是我們對于那段太值得我們民族反思的歷史卻諱莫如深!以至于研究歷史的人也不太了解真相!以至于有對于現狀不滿的熱血青年還希望再來一次“文革”!因此,一直在“先秦史”上轉悠的我覺得有必要以我在“文革”中的親身經歷,對我的學生談談我對文革的看法。

    總結幾句:對于“彭羅陸楊”之前的“彭黃張周”、“三家村”,此后的“劉鄧陶”等等眾多“反D集團”和“二月逆流”“反D”的“四帥三副”,我想他們都不反D。59年廬山會議后形成的領導核心——毛劉周朱陳林鄧,這么多人,在“文革”中,M被神話,不容有絲毫批評;除M外,全都已經或幾乎被他放倒。而一旦打倒 ,就要算老賬,從根子上全盤否定。原來的國家主席,只因對M的錯誤有意見,頃刻間成了“叛徒、內奸、工賊”,被“踏上千萬只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幾十年來, M從哲學上教導我們要“一分為二”看問題。他對劉少奇為什么就不“一分為二”?

    遵照他的教導,我們對他也得“一分為二”。把他神化是錯誤的,把結束軍閥混戰建立共和國的功勞也加以否定更是錯誤。我認為,說他花甲之前功高蓋世,確非虛語;但是在后二十年,他離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思想,把《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雄文中的論述置諸腦后,一意孤行,給國家、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也給D帶來極大的危害。

    不把某個人和組織區別開來,還認為揭示某個人的錯誤就是反對某個組織,這個組織就危險了。
    (續完)

     (09-22-2011 18:23  西岳論壇  戈辰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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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大富返校》

  文革中的清華大學紅衛兵領袖蒯大富

   蒯大富此次返校,還帶了三本相冊,這已經成為他的行為規範,走到哪裏,最喜歡請人看相冊。一本是文革風雲歲月的歷史存留,有多幀接受中央首長接見的歷史鏡頭。周恩來、江青接見的都在內。
    另一本是他出國旅遊的照片,他最近三年才領到護照,去過新馬泰,最近剛從臺灣回來,有人驚奇地問:“允許你出國?”他理直氣壯地反問:“為什麼不讓出國?出國是很正常的呀。”
    第三本是他近年和一些名人的合影,有聶元梓、韓愛晶、毛澤東最後一個貼身護士孟錦雲,文革中央大員們的秘書,更多的是清華校友和領導。他告訴一位朋友,他近年見到一位清華退下來的校領導,說自己當年做了對不起清華的錯事。沒想到這位校長說:“不,你是清華的驕傲。”
    與蒯大富合影的名人中,竟然還有諾貝爾和平獎的新科得主劉曉波,劉曉波因為起草《零八憲章》繫獄已經二年半。這張合影算得上是蒯大富的名人合影之最。


    “走資派還在跑”
    蒯大富文革時是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的學生,是 “井岡山兵團”總負責人,“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1983年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認定他已構成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殺人罪和誣告陷害罪,判處他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在清華大學校史館裏,蒯大富特別選擇“文化大革命”時段留影。當場有人問他:“你對這段歷史是否後悔?”他回答:“不後悔。”再問:“ 你現在怎麼看打倒走資派?”他玩笑似地回答:“現在是走資派還在跑。”

    中午,蒯大富到職工食堂買了一碗蛋炒飯,有人問他的生活狀況,他說,每月有2000元低保收入,也有醫保。他自己還有兩棟房租收入,合起來,每月收入有一萬元以上,他已經不再經營公司了。


旁人口中的蒯大富

    蒯大富在北京還是左派座談會熱烈歡迎的人物。之前,左派期待的是毛遠新,因為毛遠新來京過於疲勞,嗓子腫得不能講話,未能赴約,迎接者大失所望。蒯大富到來,使得北京的紅色情懷得到激發。

    幾年前,有人曾在聶元梓家裏遇到過蒯大富,這位1936年參加革命的老幹部,聲色俱厲地問:“蒯大富,你說,是不是我制止了你武鬥?”蒯大富低垂著頭,一言不發,臉色不好看,在老太太的逼問之下,十分不情願地點了點頭。當年鄧小平一定要把聶元梓作為“文革”五大學生領袖審判,是有原因的。除了鄧樸方摔殘一直誤解聶元梓,在老鄧眼裏,作為“林彪”、“江青”兩大反革命集團的附庸,這幾個學生娃娃的份量還是不夠的。果然45年來,聶元梓和蒯大富們的所思所為畢竟不一樣。

   有人問過蒯大富:“你認識不認識胡?”他直言不諱地回答:“認識,清華時他就是個宣傳隊的隊長,經常畢恭畢敬向我請示問題。”

    據說蒯大富說過的一句最狂妄的話,“十年看共產黨,百年看蒯大富。”
現在中國,蒯大富還是多少人心目中的“蒯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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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蒯返校,不改其老脾氣,狂言也有快語,歷史的是非、自有待研究評說,會有公論。
    只是寫這篇報道者,對并非同時發生的事情也寫了,那就是所說的“幾年前,有人曾在聶元梓家裏遇到過蒯大富”那一段,既非親見親聞,怎么又添在這里?里面寫的“聶聲色俱厲地問:蒯大富,你說,是不是我制止了你武鬥?蒯大富低垂著頭,一言不發,臉色不好看,在老太太的逼問之下,十分不情願地點了點頭。”這一段,完全和史實相悖,要說制止,那就是1968年7月27日毛派工宣隊進清華(后兩天也進北大)制止的,聶自己就是北大武斗的元兇,這種不論官方、法庭還是民間眾所周知的事,這個老太婆還有臉“聲色俱厲地逼問”,真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二字也!果然是老奸臣康生慧眼選中的三八式老幹部裏的老“左派”、足堪充當文革急先鋒之角色,始知聶的回憶錄為何令衆多經歷文革過來的真正老幹部所不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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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蒯大富返校》后:
   請問無產階級革命小將蒯司令:你擁有兩棟房出租,是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你收租,算不算“剝削”?你私自“經營公司”,算不算背叛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這些政治經濟學概念,你吃透了嗎?勸你還是想清楚了再說走資不走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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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辰的回憶很有年代氣息,在文革紛爭中雖無聞、然而一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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