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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北大武斗的背景內因兼駁聶元梓的謊言
試析北大武斗的背景與內因——兼駁聶元梓的幾條謊言

作者:舒 聲

    最近,看到了幾篇回憶北大文革期間武斗的文章,分別是原來兩派的親歷者所寫,對武斗的全過程有比較翔實的記敘,應該說比較貼近真實。特別是化學系62級和歷史系63級原新北大公社的兩位校友,打破了派性的束縛,用親身經歷揭示了武斗的真相和過程的殘酷性,更為難能可貴。但是,這些文章大多只是從個人的經歷和感受出發,記述了武斗的過程,對武斗產生的背景和原因尚缺乏深入的分析。至于聶元梓回憶錄中過于北大武斗的描述,則充滿了謊言。本人作為北大文革親歷者之一,試圖分析一下北大武斗產生的背景和內因,并對聶元梓回憶錄中的謊言加以駁斥,供讀者和研究者參考。

    一、 北大武斗產生的背景

    北大武斗正式開始于1968年3月29日凌晨新北大公社組織部分人員驅趕31樓化學系宿舍井岡山一派的學生。當時,文化革命已經進行了接近兩年(從聶元梓1966年5月25日大字報算起),而在 “文革”開始后不久,全國即陷入了全面內戰的極度混亂之中,武斗造成的流血事件不斷發生。就全國大多數地區來說,不同派別的群眾組織嚴重對立的局面是在1967年“全面奪權”前后形成的。早在1966年年底,重慶、上海等地都出現了大規模的群眾組織之間發生武斗的現象。群眾組織之間的武斗,開始僅限于拳腳,后來逐漸升級為棍棒、大刀長矛,到1967年夏季,武斗惡性發展,全國普遍出現了使用槍支進行武斗的局面。許多群眾組織為了進行武斗,竟然公開搶劫解放軍的武器庫。武斗嚴重的地方,在武斗中使用了大炮、坦克等重武器。

    雖然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分別發布了制止打砸搶歪風的“六•六通令”和制止大規模武斗的“七三布告”,但打砸搶和武斗歪風并沒有得到遏止。就在這時,江青發表了公開鼓吹武斗的講話。1967年7月22日,江青接見河南“二七公社”的代表時說:“當挑起武斗的這一小撮人在達成協議以后他們的武器還沒有收回的話,你們自衛的武器不能放下!我記得好象就是河南的一個革命組織提出這樣的口號,叫做‘文攻武衛’。這個口號是對的!……放下武器,這是不對的,這是要吃虧的,革命小將要吃虧的。”“你們不要天真爛漫,放下武器,我支持這一點。”
    第二天,“文攻武衛”的口號在上海《文匯報》上公開發表。同年9月5日,江青在接見安徽代表時又大講“文攻武衛”。更為嚴重的是中央辦公廳于9月9日發出通知,號召學習江青的“九•五講話”,于是各地紛紛成立五花八門的所謂“文攻武衛”組織。這些組織以“文攻武衛”為指示和口號,大肆進行派系武斗和打砸搶活動,有的地方甚至出現破壞交通設施,搶奪部隊武器裝備的惡性事件,全國陷入了更大的混亂之中。

    北大作為文化革命的發源地,從1966年7月底開始,就派出了大量人員到全國各地建立聯絡站,和當地造反派一起參加奪權斗爭,目睹了大量的武斗現象,有些人甚至參加了當地的武斗(例如高云鵬等介入了陜西漢中的武斗),江青的講話和各地武斗的事實必然對北大產生深刻的影響,包括是對人們精神和心理上的影響和對武斗方式的學習和準備。

    1968年的北京也很不平靜,雖然1967年4月,北京就成立了革命委員會,謝富治任主任,聶元梓當上了副主任,但北京市許多單位的問題并沒有解決,高校還形成了所謂的“天派”、“地派”兩大派別。聶元梓在許多問題上與謝有分歧,認為謝支持“地派”壓“天派”,壓她,從1967年4月開始,就發生了其干將孫蓬一多次炮打謝富治的事件。1968年3月24日,又發生了轟動全國的所謂“楊余傅事件”,形勢更加吊詭,中央內部的矛盾斗爭撲朔迷離,其中多少也牽扯到聶元梓(林彪講話中提到聶的名字,說她與楊成武有關系)。聶摸不清中央對她的態度,認為謝富治支持的地派要到北大來行動,打壓她,草木皆兵,如臨大敵,為了有所準備,成立了由高云鵬為頭頭的“文攻武衛指揮部”,開始做武斗的組織準備和物質準備。因此,北大發生的武斗,受到當時全國和北京市形勢的影響,與聶元梓及其周邊人物對社會形勢的估計有密切關系,是她們應對當時文革形勢的本能反映。

    二、 北大武斗發生的內因

    自從工作組撤離后,北大成立了以聶元梓為首的校文革,聶得到了最高領袖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列席了八屆十一中全會,毛澤東親筆給“新北大”題詞,聶還在高層人物的授意下去上海串聯(據聶回憶錄的說法是李訥給她傳達了領袖的指示,但李訥后來不肯作證),沖擊上海市委,整倒了社教時的仇人常溪萍,又寫了內容為反對鄧小平的 “第二張大字報”,報了她在社教后期挨整的一箭之仇,一時春風得意。1966年 12月,北大出現了“虎山行”等反對中央文革的大字報,聶毫不留情地把他們鎮壓下去;還有少數反對聶的個人,如楊勛、楊炳章等,聶通過中央文革由衛戍區把他們逮捕。1967年春,最高領袖提出“斗私批修”,要求造反派整風,聶也不得不提出所謂“整風”,但沒有料到,許多群眾包括原來她的戰友和校文革的同事(如周培源、孔繁、楊克明、郭羅基、侯漢清等)都給她提出了不少意見,一貫狂妄自大、文過飾非、喜歡奉承、聽不得不同意見的聶怎么能夠接受,她利用手中的權力對不同意見者打擊報復,使很多群眾對聶越來越失望,陸續成立了一些反對聶的群眾組織。由于聶的狂妄與顢頇,有時連中央文革某些人的話也不放在眼里,也引起了中央文革的不滿,1967年6月5日,陳伯達在講話中批評了聶,聶的反對派認為是對自己一方的支持,原來分散的幾大群眾組織(北京公社、革造總部、紅旗飄、井岡山、東方紅等)聯合起來,成立了“井岡山兵團”,并得到了100多名干部的公開表態支持,隊伍越來越壯大,在社會上也有一定的影響,與擁護聶的群眾組織“新北大公社”經常辯論甚至摩擦,矛盾越來越激烈,兩派人員的派性也越來越強。“井岡山”對聶的權威提出了挑戰,對她的統治形成了威脅,聶當然不能容忍這個在北大校園里出現的反對派,采取各種辦法要將“井岡山”削弱直到消滅而后快,包括漫罵、壓制、拉攏、收買、抄家、抓人等,但都收效不大,最后的方式只能是武斗了,采用暴力的方式將井岡山的人員打散、趕走、鎮壓,確實是聶所能想到的“最佳”方法了。她和她的手下為消滅“井岡山”,進行了精心的策劃和準備,搶先下手,組織人員,占領井岡山力量比較集中的31樓,打響了武斗的第一槍。所以,北大武斗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其內因是兩派矛盾的激化,是聶元梓及其支持者為了消滅反對派維護自己統治而采取的極端措施。

    三、 揭穿聶元梓關于武斗的幾個謊言

    聶元梓在其口授的回憶錄中竭力否認自己挑起和制造武斗的事實,反而把自己打扮成無辜的受害者和制止武斗的英雄,她在回憶錄中關于北大武斗有許多謊言,這里只擇幾條給予駁斥。

     1、 所謂“武斗是北京地派挑起的”

    聶在回憶錄中多次強調北大武斗是“地派”挑起的,說在3月25日地派就出動上萬人員來北大支持井岡山,搞武斗,并點名有7所院校的人員參加了北大的武斗,其實這些都是無中生有。文革中北大是個開放的校園,又是一個活動中心,全國各地來串聯的人很多,北京天派、地派都有很多人來北大看大字報,找同學聯絡,本人在武斗前就在校園里遇到幾個中學時的同學,屬于天派,還和他們就北大文革的問題辯論了一陣。武斗前幾天,北大校園中有地派的外校人員出現,不足為奇,但聶說北大的武斗有地派的外校人員參加,卻毫無根據。其實,北京當時雖然分為天、地兩派,但同一派的人只是在觀點上接近,并沒有出現一個學校派人到另一個學校參加武斗的情況,以北京航空學院航和地質學院為代表的其他院校對武斗是不感興趣的,只有蒯大富和聶元梓兩個狂人在那里胡鬧,據韓愛晶回憶,1968年5月,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開會時,絕大多數成員都明確反對北京市的武斗,并要求革委會常委所在的單位首先要停止武斗,還派了韓愛晶、王大賓等到清華和北大調查和調解(以上內容有記錄可查),可是聶和蒯當時頭腦已經發昏,非要把對方置于死地或讓對方投降、解散,否則不肯罷手,因此武斗也沒有被制止。在關于文革的其他人的回憶中,也從來沒有發現其他外校人員介入和參加北大武斗的證據。所以,聶關于地派介入和挑起北大武斗的說法純屬謊言,是嫁禍于人,為自己開脫罪責。

2、“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沒有關系,新北大公社的行為和聶元梓沒有關系”

    聶元梓在回憶錄中還多次說,校文革是選舉出來的領導北大文革的機構,新北大公社是群眾組織,新北大公社的行為和校文革沒有關系,和自己也沒有關系,

    武斗是兩派群眾自己打的,自己也管不了。這更是掩耳盜鈴的說法。凡是經歷過北大文革的人都知道,自從北大分裂為兩派后,校文革中反對聶的成員不是被她開除,就是自動退出,校文革完全成為聶一派的工具,新北大公社是擁護校文革的群眾組織,校文革是支持新北大公社打擊井岡山的“派文革”,校文革的常委和新北大公社的頭頭經常一起召開聯席會議,校文革布置的事情公社立即執行,它們二者的關系是二位一體的,何況聶的胳臂上還經常帶著新北大公社的紅袖章,而且還以新北大公社紅衛兵代表的身份成為了首都紅代會的一把手呢!這些難道聶都忘記了嗎?如果聶連這些事實都否認,那不僅原來井岡山的師生們不答應,連原來新北大公社的師生們也不會答應的,他們會說:“原來我們在文革中支持你,你反而要和我們劃清界限,把你干的壞事都推到我們身上,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凈,這也太不夠意思了。”
    聶元梓把武斗的責任推給兩派群眾,為自己開脫,用心何等險惡!

3、“北大武斗沒有打死人,劉瑋是被混亂的群眾打死的”

    聶在回憶錄中寫道:“在北大的武斗中,是沒有打死人的。地質地理系學生劉瑋,不是在武斗中打死的,而是在打武斗的緊張形勢下,被混亂的群眾打死的,打他的人什么人都有,不都是新北大公社的人。因此這件事不應該算在新北大公社打武斗的賬上。”

    這純屬睜眼說瞎話。眾所周知,新北大公社在武斗期間至少打死三個人:1、溫家駒,19歲,地質學院附中學生,1968年 4月19日,在圖書館翻閱期刊時被新北大公社抓住,帶到生物小樓低溫實驗室審訊,毒打致死。2、殷文杰,無線電系62級,20歲,1968年4月 27日,在去食堂吃飯的路上,被新北大公社的武斗隊員們追上用長矛刺穿股動脈,流血過多而死。3、劉瑋,24歲,《北京大學紀事》上記載:“1968年7月20日,地質地理系61級學生劉瑋,擬回校辦理畢業離校手續,在海淀街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隊抓住,關押在40樓,并于當日下午被武斗隊打死。” 聶元梓說打死劉瑋的是混亂的群眾,不都是新北大公社的人,有什么根據?劉瑋只是個普通學生,與他人無冤無仇,除了新北大公社的打手,誰會對劉瑋下毒手?聶為了為自己開脫罪責,已經喪失了正常的邏輯思維能力了。

    至于在武斗中被打傷,以及被聶元梓一派抓去毆打受傷、致殘的教師、干部和學生,數量就更多了。筆者就親眼見過一個武斗中被石頭擊中眼睛,后來不得不手術摘除、安裝假眼的同學,筆者同班一位同學被新北大公社抓去毆打,腿部骨折,治療休養了幾個月才痊愈。生物系學生樊立勤被抓去后遭到類似“白公館”、“渣滓洞”一樣的刑訊,幾乎喪命,技術物理系學生鄧樸方被抓去后被逼供,跳樓致殘,實例不勝枚舉。聶元梓輕描淡寫地說北大武斗沒有打死人,企圖降低北大武斗的殘酷性,以減輕自己的罪行,只能是枉費心機。

4、“對刺傷她的學生沒有追究”

    聶的回憶錄中說:“1968年3月29日凌晨,校內的兩派打起來。我請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李鐘奇到學校來,幫助我制止武斗。我和他一起去現場制止武斗,到井岡山總部去。我們兩個人走到井岡山總部占的那座樓,在樓門口,迎面過來三四個人,就向我們動手。李鐘奇頭上挨了一拳,打出一個包,我被一個叫樊能廷的學生用匕首扎傷,他用匕首扎在我的頭頂上,血順著臉往下流,我的衣服上都是血。連我都被別人用匕首刺傷,我還有什么能耐制止武斗?我受傷以后,包扎了一下,我就又去“請”謝富治。對于用匕首刺傷我的人,我從未進行過追究,追究他干什么?他以為我是個大壞蛋,而來扎我,是受了蒙騙。他的后臺就是謝富治。”
首先,樊能挺用的不是匕首,而是一把改錐,他當時只是出于義憤,根本沒有什么后臺;其次,在這件事情發生后,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立即開動所有宣傳機器,又是廣播,又是發通令、發傳單,“勒令”井岡山交出“兇手”,還派人四處搜查,企圖抓捕樊能挺;北京市革委會和衛戍區也要求“井岡山”交出樊能挺。試想,像生物系學生樊立勤只是口頭上反對聶元梓,還被新北大公社抓去刑訊,鐵釘釘入膝蓋,成為終身殘廢,樊能挺如果被抓去,結果會是怎樣?幸虧他及時逃脫,井岡山把他保護起來,才幸免于難。聶元梓在回憶錄中說對樊能挺從未進行追究,真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對此,只能送她兩個字:虛偽。

    文革是新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也是北大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而武斗則是文革中最殘酷的形式,也是某些人人性中最野蠻、最丑陋部分的大暴露。聶元梓作為那個時期的風云人物和北大的實際掌權者,對北大的武斗和造成的人員死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為此,她已經受到了懲罰。但相對于文革的發動者和領導者,她只是個被利用的工具,只有承認罪行,認真反思,總結歷史的教訓,才是應有的態度;如果還保留著文革時期的思維方式,繼續文過飾非,欺騙世人,為自己辯解甚至企圖翻案,只能說明她致死不悟,更加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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