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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上文壇的文革后期和后文革歲月
滬上文壇的文革后期和后文革歲月
(--我的四十年)

作者:趙元真

     驀回首,離開北大,真正踏上社會人生路,已經整整四十個年頭了。本來從未想過要為已往的歲月留下什么記載,因為自知沒什么值得與外人道的業績。但這回承籌備這次聚會的學友美意,便只好于不堪中回首一下。

           一                     
    我60年考人北大,至68年畢業分配(其中因病休學一年),在北大待了近八年。畢業后我進了北京市教育系統,先后在中學教過書,在當時的北京市革委會幫過工,又轉輾市委黨校、市圖書館、清河北京農業勞動大學、大興團河農場、崇文區文教局,最后調回上海。在北京轉輾流浪的六年中,雖居無定所,生活艱苦,倒也開了眼界,接觸了北京市文教界的不少人物,也看到了各類各階層人物的種種真實面貌,同時也交到了一批朋友。比如我曾與楊沫、俞平伯、蕭軍等一些文化名人在同一干校勞動,與蕭軍還一同抬土挖防空洞,與北京市教育局的一批領導共過一個連隊;與本年級古典文獻班的畢素娟同學一起度過了五七干校的四年多時光。
 
           二                                                                                
    1975年回上海后,在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當編輯。在近30年的編輯生涯中,接觸和認識了國內外不少如今已很有名氣的作家和一大批作者,他們之中有秦牧、劉真、劉心武、馮驥才、莫應豐、古華、王安億、葉辛、張抗抗、曹文軒、鐘寬洪、譚元亨等等。在交往中,從他們身上學到了不少東西,也看到了許多人性的優點和弱點。其中,有的情隨事遷或時遷,也有的結成了牢固的友誼。
     下面具體地記述幾件。

                             ( A)           

    到上少社時,文革已近尾聲,但當時全國唯一的一本由“四人幫”控制的文藝刊物《朝霞》的領頭人(支部書記,他原是少兒社的)正在文藝界大力鼓吹寫“走資派”。上少社調了一批作家,分配編輯組成了好幾個“三結合”小組,創作“走資派”題材的小說。我對這位大紅人的政治投機不感興趣,回避加入他們的小組,決定不參與寫“走資派”,而讓湖南湘潭的一位年輕作者譚元亨寫了一部反映學校生活的小說。不料,他們興師動眾炮制的幾部寫“走資派”的長篇出來后沒什么反響,而我抓的這部名叫《金色的朝暉》的小說,不知怎么被當時的中央文革(據說是江青)看上了,下令上海拍電影。通知下來時,我立刻意識到了一場政治是非的來臨,馬上悄悄警告作者:

    “這些人(指后來的‘四人幫’)很危險,千萬別陷進去,將自己綁在他們的戰車上。我是上海人都想躲,你更犯不著。”我要他立刻回湖南躲避。我自己也馬上請病假回到了農村的家里。但此刻少兒出版社的領導們卻興奮了起來。他們將作者的鋪蓋卷送到了上影廠,還另派編輯拖著作者到上影廠開始了電影的改編。

    當時,上海市的一些領導,從徐景賢開始也忙了起來;而作者所在的湖南省聞訊,也立刻派高姓省委宣傳部長赴上海祝賀,并要發展作者人黨。然而,八個月以后,電影尚未拍成,我的預言應驗了——“四人幫”倒臺了。

    不久,譚元亨在湘潭被捕。此案被定為粉碎“四人幫”后的湖南省一號案件。還是那位姓高的湖南省委宣傳部長帶了省公安局長一同來上海辦案。這時 ,原來出版社的那些興奮莫名的領導們一個個全都遠遠地躲開了。我竭力向辦案人員說明真相,證明作者與“四人幫”毫無關系,但他們卻拿出了社里分管文藝編輯室的領導寫的一份揭發材料,說作者有侮蔑攻擊華主席的言論(當時華國鋒剛當上黨和國家主席)。正是這位領導,八個月前,為了籠絡作者,特地請作者和前來祝賀的湖南客人到他家吃飯,又陪他們在上海參觀游覽;現在風向一變,他又要投機了。那位公安局長氣勢洶洶地對我進行恐嚇威逼,一定要我寫材料印證那份揭發。我指責他搞逼供,憤然退場。在場的社總支書記嚇得聲音發抖,滿臉通紅。倒是那位宣傳部長單獨找我說:“我欣賞你的為人。我們不能搞逼供。你就寫一份否定的材料吧。否則,這小子將會判無期,甚至會掉腦袋。而我們也沒什么好果子吃。”

    就這樣,作者譚元亨被判了三年。三年后,此案醞釀平反。作者又來上海找當年與他關系很好的朋友幫忙寫證明材料。這些朋友當年紛紛圍著他轉,此時有的有權,有的成了名氣不小的作家,但作者卻都失望地撲了空。他們全都避而不見,甚至作者在被捕前留在朋友那里的小說手稿也被偷偷地塞進了我的辦公桌。于是,我只好以自己微薄的力量赴長沙、湘潭奔走;上海作家竹林當時與此事毫無關系,但她出面在北京找了文藝界高層的一些領導,終于幫作者平了反。還記得有一位當今紅透了的作家,當時曾特地從北京趕到上海來找我向作者取經;沒過兩個月,形勢一變,他就立刻寫文章慷慨激昂地批起作者來了。

                          ( B )       
           
    另一件事也許能反映出中國文藝界的一些真面貌。 

    “四人幫”倒臺前夕,有一批青年作者以“摻砂子”的名義被接納進出版社。我曾先后受命帶過三名這樣的編輯:兩男一女。女的一位叫王祖鈴,后來取筆名竹林。她性格內向,不善言辭,但為人誠懇樸實,工作學習都十分勤奮 。工作之余,也喜歡寫些東西。她寫的東西細節生動,文筆細膩優美,與她平時給人的印象判若兩人。寫完她一般都先給我看,我認為可以,就順手做一道編輯的加工修改后,替她交《少年文藝》、《兒童時代》、《兒童文學》等刊物發表。一年以后,便集成了一冊兒童散文集出版了,名叫《老水牛的眼鏡》。出乎意料的是,這本散文集受到了當時兒童文學界的前輩嚴文井、陳伯吹、金近等的一致贊賞。這下,麻煩便開始了。少兒社的一些老編輯(他們自稱“老少兒”。當時我也是新進的,更何況我帶的人)心中便開始泛酸。他們說:“我們干了大半輩子的編輯,還沒單獨出過一本書。一個小丫頭片子剛來不久就出書,這還了得!”竹林進社本是文藝室主任竭力推薦的,但此刻她也站到了泛酸者的行列,一再警告竹林不要走“白專道路”,工作勞動處處給她加碼,連業余時間也給她安排事做,使她無精力“白專”。

    然而,這個小丫頭片子此時已開始偷偷寫她的長篇小說《生活的路》了。寫作是利用夜深人靜之后在社內集體宿舍的小閣樓里偷偷進行的。歷經兩個寒暑,她的長篇寫完了。我照例先讀,并提出了修改方案。半年后改完,我做了一道編輯工作后,便拿出去先請兩位文藝界的朋友看。一位是《人民文學》的老編輯,是位忠厚的長者,出于對作者的愛護,他告誡千萬別拿出去,說如果出了書,則是又一部《歸家》(意即會像當年劉澍德的小說《歸家》一樣受到嚴厲的批判)。另一位是中少社的副總編、當時《兒童文學》的主編王一地。老王同意我的意見,認為文學作品應該出來講些真活了,可以拿出去一試。于是,我便帶著這部書稿開始了在國內一些大出版社之間的漫游。

    先是上海文藝出版社,很快被退了。接著前往北京。我住在中少社招待所,遇到了當時正給姚雪垠先生當助手的余汝捷。小余(他年齡比我略小)躺在我的床鋪上讀了一個通宵,第二天清早他對我說:“是一部難得的有良心的稿子,我們一定要讓它出版。”于是,他拉著我立刻去向中青社的總編王維令推薦。王總編三天后送還了稿子。

    我又請我在北京干校時的老朋友章仲鍔將稿子交到了北京出版社。幾天后該社的編輯室主任劉心武及一位女編輯在章仲鍔家將稿子還給了我,結論是“不敢冒險。”章的夫人高華也看了稿子。她一邊包餃子招待我們,一邊當面說北京出版社的兩位沒出息(他們是朋友)。 

    爾后,我將稿子送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現代文學編輯室主任孟偉哉手中。我不認識他。他就按社內的分工將書稿交給了小說南組的孫姓女編輯。但這位編輯卻對我說:“我們是國家級出版社,名家的稿子還來不及看呢!”此話令我很生氣,我要求取回稿子,她又不給。正在人文社改稿的大馮(馮驥才)聽說后,仗義執言,拉著我去找孫姓編輯評理,并徑自將放在她桌上的稿子取回。孟偉哉得知此事后,讓我們的同學孟新祿來找我(新祿時任小說北組組長。為避嫌,事先我沒告訴他稿子的事,只作老同學拜訪了他),要我交還稿子,由新祿立即閱讀。我將稿子交給了新祿。由于新祿手頭的工作正忙,他無意中犯了編輯之忌,將稿子交給了大馮,請他代為閱讀。大馮以北方人的豪爽接受了任務,并特地到我住的中少社招待所向我通報,表示一定促成書稿出版。看稿約期三天。三天后我去人文社找他,老兄已回天津,未留下只字片言。我只好與另一位住在人文社改稿的作家木青一同破窗而人,取出了稿子。為此,我批評了老同學。新祿誠懇地接受了批評,并立即將此事如實向孟偉哉作了報告。

    寫到這里,我想插幾句話記念老同學新祿。他是位工作忘我勤奮、待人真誠老實的好人。就在這以后不久,他不幸得病英年早逝。他病重時,我曾赴京看望過他。現在想起來,還十分悲惜。

    再說孟偉哉聽了新祿的匯報 ,只好決定自己看稿。老孟從下午到晚上,一宿未歇,終于看完。他興奮地在書稿首頁天頭上用鉛筆寫下了以下文字:“后生可畏!稿子出版后會有人反對。但我相信一千多萬知青和他們的家屬會支持你,我也支持你。”

    但事情尚未結束。上少社的“老少兒”們得知后,立刻動了起來。他們讓時任人文社少兒室主任的崔某出面宣稱這部書稿是反對知青上山下鄉的大毒草!一本書稿被扣上了政治帽子,當然就卡殼了。孟偉哉孤注一擲,向社長嚴文井表示,崔某根本沒看過稿子就下結論,這不正常。如果社里采信他的意見不出書,他就辭職。嚴文井表示他與崔雖是同鄉兼朋友,但在工作上,崔是崔,嚴是嚴。于是,書稿請總編輯韋君宜終審。
韋君宜為了堵住反對者的嘴,她讓孟偉哉寫了一萬多字的內容提要,再向上請示。時值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不久,撥亂反正的春風已經吹動。茅盾、周揚、等文藝界高層看了提要,茅公在人文社召開的“全國部分中長篇小說作者座談會”上,正式表了態:“《娟娟啊娟娟》(即《生活的路》)我看了詳細提綱。這部作品如果寫得好,會很感動人的。我祝它早日問世。”

    但在竹林參加這個座談會的事情上又起了風波。上少社領導扣壓了會議通知,并在黨團員中作了動員,召開了對竹林的批判會。批判竹林的“白專道路”與“名利思想”(盡管當時還沒有稿費)。發言者一個個疾言厲色、上綱上線。他們捕風捉影、顛倒事實,將文革中的一套駕輕就熟地搬了出來。我作為竹林的“導師”了解他們所說的一切 ,實在忍無可忍,便對他們妄加的罪名和顛倒的事實一件件于以澄清與駁斥,并且指出這一年(1978年)竹林完成了四部書稿的發稿工作,而組織這次批判會最賣力的文藝室黨小組長(也是編輯),除了在室內竊聽電話、私拆信件打小報告整人外,沒發過一本書稿。請問你走的是什么道路?
 
    我的發言使社內不明真相的其他科室人員大為震動,弄得主持會議的社黨組副書記失去了理智。他對我吼:“就算王祖鈴是一個優秀編輯,一個外地出版社的會議通知,又不是中央組織部的調令,我們領導有權讓她去 ,也有權不讓她去!”我覺得反正已經得罪領導了,就痛快地駁斥他:“林書記,如果我作為一個編輯去外單位替一個作者請假來社里開會,你有中央組織部的調令給我嗎?”當著全社人的面,林書記啞口無言。散回后,他氣得砸碎了自己的茶杯,發狠話說:“趙元真這個家伙,我非整他不可!”

    他們還對竹林使出了更卑劣的手段:偷偷搜查她的宿舍和辦公桌,甚至還唆使一名剛回社的勞改釋放者對她進行人身攻擊和騷擾……竹林被整得身心俱疲,毫無應對能力,整天躲在宿舍里哭泣,甚至想到了輕生。
在此情形下,我與社內的幾位朋友商議。有人要我立刻抽身,說否則你在社里的前途將危險無比。但也有人說:“眼看有人要被整死,怎能見死不救?”于是我與同住一宿舍的自然科學室編輯王亞法決定一起不顧后果相救。
亞法與林書記關系不錯,他先去說情。但得到的竟是惡狠狠的回答:“自殺?這種事文化大革命見得多了!”亞法氣得回來連罵“沒人性!”

    萬般無奈下,我與亞法商量使用“精神勝利法”。當晚,我們買了一瓶黃酒,將竹林叫來。亞法對她說:“今晚,我們要祝賀一個作家的誕生!”竹林哭笑不得,說:“我倒霉死了,有什么好祝賀的?”我說,一個人要追求事業,必須經歷“成功三步曲”:第一步時,別人會說你異想天開,好高騖遠,根本瞧不起你。第二步,當你取得了一些成績時,別人會妒忌打擊你。如果你能挺過這一關,就會跨入第三步,取得大成就。這時,以前反對你的人會前來奉承拍馬。不過這時你可千萬要記住,一定要說,成績是在領導和同志們的幫助和鼓勵下取得的。這就是中國的社會特色和傳統文化。亞法又對竹林說:“現在,你已經有幸進入了趙兄說的第二個階段。不是每個人都能達到這一步的。如果我也能像你這樣有一部長篇在全國最高級別的出版社有希望出版的話,他們再整我,那怕把我的老婆拐走,我也高興!”

    竹林終于被我們鼓起了面對生活的勇氣。她含著淚珠笑了。與此同時,少兒社這個壓制人的鬧劇也傳向了社會。市婦聯、上海文藝出版社及本社的一些同志出于義憤,紛紛向少兒社領導提出抗議。當時剛復刊的中國青年報的編輯部主任郭梅尼,改革開放的先行者、中國科大教授溫元凱,以及新華社上海記者站的記者,他們聞訊在上海市委太原路招待所約見竹林和我,給予了極大的精神支持。

    其實,人文社的這次座談會,同中央開始思想解放的全國“理論務虛會”幾乎同時召開,是高層決定在文藝上解放的一個重要步驟。座談會召開前夕,我去找社長攤牌。我對他分析了當前的形勢。這位政治上老練的社長終于一反常態,拍板決定讓竹林赴會。會上,竹林的這部長篇受到了文藝界高層周揚、茅盾、馮牧等領導的一致贊賞。韋君宜接著在光明日報發表長文予以推薦。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第一部反映知青生活的長篇小說《生活的路》就這樣問世了。

    《生活的路》出版后,上少社的一些領導和“老少兒”們覺得丟了面子,揚言要“秋后算帳”。他們動用流氓手段欺負竹林,不準她在社內打開水、吃飯、住宿,威脅要將她的鋪蓋卷扔出去,甚至動手將她拖出去推到馬路上……無奈之下她設法調離了少兒社。但算帳派們的手是很長的,再加上她在上海文藝界不參加任何一派,因此又被宗派加權力“冷藏”了起來。但塞翁失馬,從此她躲到了滬郊嘉定縣的農村一隅,潛心創作數十年。我也仍盡自己的微薄力量,幫助她排除各種干擾,抵御各種壓力,輔佐她在文學道路上不斷地進取。如今,她已創作出版了十數部長篇和一批其它門類的文學作品,累計已達五百萬字。這些作品雖大多仍被“冷藏”著,但我相信,在目前文藝界一片浮躁喧囂的時代,靠炒作叫賣和權力尋租而被吹紅的作品,其藝術價值是值得懷疑的。只有經過了時間和歷史的檢驗的真正的藝術品,才能發出內在的光芒。

    竹林調走后,我便成了“算帳派”們的目標。他們調動強大的組織機器對付我。我的行動被監視,我的信件被偷拆,電話被竊聽;他們遍查我的檔案,最后寫成了數萬字的誣陷材料,說我是北大文革中聶元梓七人大字報的執筆者。他們還仿我愛人的口氣,假冒她的名義寫污蔑我的信件,還特地派人到我老家的郵局發出,然后將此信放人我的檔案當作整我的材料。一次我與珠江電影廠的文學部主任去蘇州寫了半個月的電影本子,他們卻派出了三十幾人次去蘇州調查了我三個月。最后,他們找到了蘇州珠寶廠的一位鍋爐工沈志明。這位老人曾在我所住的招待所邊上的公園里與我邂逅。老人是個戲劇迷,我們談得很投機。調查者三番五次纏著老人要他揭發我。老人實在沒法擺脫,就對他們說:“我不知道你們想干什么?你們要什么材料就自己寫了我給你簽字吧。”于是,上少社那位姓浦 的人事科長便真的寫了我有如何如何的反動言論的材料,去蘇州讓老人簽字。不料此老雖落魄為鍋爐工,卻是三十年代“復旦劇社”的成員,曾與鄭君里等一起導演過電影。老人拿了材料,將那位人事科長趕出門去,然后直奔上海,將它交給了我。

    整我的材料有數萬字。他們統統上送至上海市委宣傳部干部處。宣傳部派了調查組前來調查。最后,這些無中生有的材料是當我的面銷毀了,但組織上整人是不承擔任何責任的。慶幸的是我晚生了十年,他們已不能隨意用莫須有的政治罪名將我置于死地了。雖然他們仍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在職稱職務等問題上卡我,但除此以外,也奈何我不得了。感謝上蒼,我終能以一個普通編輯的身份平安退休。


       三

    最后,談談我的家。我出生在一個貧困的農民家庭。老祖母八十多歲了還得撐著纏過的小腳出工“學大寨”。父親念過小學,在村里的農民看來,他通曉天文地理氣象知識和農業技術,是當地的老農兼秀才。母親一輩子克勤克儉、任勞任怨,養育我們兄妹四人成人。三年困難時期為了省一口飯給孩子們吃 ,餓著肚子下地,常常昏倒在地頭。待到我們子女的日子略為好過時,祖母及父母都已相繼去世。如今心中最深的痛,便是“子欲養而親不在!”
而使我一想起便更覺揪心的是我的小弟之死。為了供我念大學,我的三個弟妹都中途輟學了。我的小弟元明聰明勤奮有膽識,富有創造精神。他和我感情深厚,每當我寒暑假從北大回家,他總要和我同睡一個被窩。他十二歲便進廠學車工,到三十三歲已經是個有二十多年工齡的車工老師傅了。然而,就在這年夏天,他因 感冒自己騎著自行車到公社醫院看病,昏庸的醫生竟將肌肉注射的板蘭根給他點滴進靜脈,使他數小時內便結束了年輕的生命。
事故發生的那天,我剛從外地出差回滬。聞訊后趕到現場,我查看了病歷,再看了用過的藥物包裝和剩下的藥液,馬上就發現了問題。而院方卻只開了個病故通知書,連病因都寫不出。我拿了證據向縣、市衛生局要求進行事故鑒定。兩家衙門竟然通知當地派出所對家屬進行威脅。不得已,我只好訴諸法律。于是,我有幸領教了我們司法的真實的荒誕。

     我找法院。法院要我自己找證據。我拿出病歷和點滴用剩的藥物,他們要我自己去找上海藥檢所鑒定。我找藥檢所,他們要衛生局的證明。衛生局又說除非檢察院下令,他們不開證明。我又去找檢察院,承蒙縣檢察長親自和我談話。他對我說:“我已請教過醫學專家,就像鼻眼凈藥水一樣,滴鼻子的藥可以滴眼睛,肌肉注射的藥也可以靜脈注射呀!你不要再無理取鬧了!”我聽了實在哭笑不得,只好對他說:“你最好先學習一下小學生的衛生常識。你的這種知識水平與你的職務實在不相稱。清記住,你是人民檢察院的檢察長啊!”
為了不讓我們家屬再“無理取鬧”,公安局下令凡再敢對此事提出異議者,是社隊企業職工的,一律開除。我所在出版社的人事科長也找我談話,警告我:“老趙,你不能與國家單位打官司。打了也打不贏的。現在組織上決定你工作時間不能離開單位。”

    不得已,我向報社反映。報社記者將情況寫了一份內參。市里批示讓衛生局拿出正式結論。于是,他們通知我請了上海第一傳染病院副院長、華山醫院、仁濟醫院的內科專家等一批醫學界權威組成的專家組進行鑒定。宣布鑒定結論時,市、縣衛生局,縣公、檢、法,以及縣、公社兩級政府的代表全部到場。專家組對家族宣布說:“病人是得流行性出血熱死亡。”

    我當即駁斥道:“如果你們這些專家不是冒牌貨,那么難道你們不知道“流行性出血熱”是國家宣布的一類烈性傳染病,而上海早已宣布消滅了?如果又重新發現,醫院和衛生局上報了嗎?你們采取了那些防疫措施?再說,此病的發病季節是冬季,你們見過上海在夏季有這種病發病的嗎?你們是在為一條人命作證,就是不講醫德,也問問自己的良心吧!今天我已將你們的話錄了音。做偽證是要承擔法律責任的!”我的一席話說得專家們臉紅了。他們趕緊宣布今天只是隨便討論,他們的話不作法律證據,說完就都灰溜溜地鉆進來時的小汽車走了,白白辜負了公社政府為他們在隔壁大廳里擺好的豐盛的宴席。他們導演的鬧劇失敗了,怕落下話柄,公安局要我交出錄音,否則威脅要拘留我。我說:“將你們的鑒定留下作證據,光明正大,合理合法;你要拘留我才是違法亂紀!”他們只好悻悻而去。
    壓不服我,他們又對其他親屬施加壓力,讓他們出面以入土為安為由不讓我繼續追查。小弟的小舅子是公社辦公室主任,比他高一級的縣黨委辦公室主任就對他嚴加訓斥,指責他沒有黨性,問他還想不想當干部?我氣得掀翻了他的辦公桌,說:“你連人性都沒有,還講什么黨性!”在辦公室隔壁的縣長聞訊趕來,問了情況,批評了他,說了一番同情的話,讓我將材料交給他,說他將請縣里一位德高望重的醫學專家、世界衛生組織理事陳龍先生來處理。要我務必相信他。這位縣長我本認識,只是在沒有碰得頭破血流之前,我還是對我們的法制抱一線希望,因此,不想走權力的路子。現在,我只好同意了。

    一周后,陳龍老先生約見我(其實他根本沒有調查,一看材料就知),做了“醫療事故”的結論。但他轉達了縣長的請求,希望我同意對此事作內部處理,不向社會公開。一年的奔波已身心俱疲,我還能怎樣?
我懷著沉痛的心情給小弟辦了后事 。小弟還有兩個年幼的孩子需要撫養。但在賠償問題上,他們又曠日持久地踢起了皮球……然而賠償多少只是個良心問題了,總算承認了“醫療事故”,可以告慰小弟的在天之靈了。只是還有件事仍使我心深深不安:“事故”雖未公開承認,但在群眾中早已傳開。不少有同樣遭遇的群眾來求我幫助。有位老太太甚至要給我下跪。但我哪里還有能力和精力幫助她和權力的網絡抗衡呢?

    小弟離去已二十多年了。逝者長已矣!但愿經濟改革的大潮也能推動民主與法制擺脫權力的桎梏,真正能維護人民的利益。

    我育有二女。大女已成家,外孫女已上高中。小女在滬上的出版社當編輯。

    如今我與諸位同窗都已過了天命之年。不管你在既往歲月里取得了多少成績,或者遇到了多少挫折,心中經歷了多少坎坷與不平事,我們姑且都將它當作“天命”吧。其實,回首往事,我們都是在房龍筆下的無知山谷里爬行,一切都不值得沾沾自喜或自悲;比起那些在山谷的出口處為探索文明曙光而犧牲的前驅者來說,我們都顯得可悲而渺小。不過,只要你的能量已付出,不管你爬行到了山谷的那個位置,也不管是否曾在哪里生根發芽,開花結果,都已完成了一個生命個體的宇宙歷程。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在這個歷程里,自視沒有做過違背北大人良心的事。現在,讓我們在人生剩余的時間里退入心靈覓一份寧靜吧。

    如今,我在滬郊一鄉村有一小塊樂土,雖只有幾十平米,卻也能種菜栽花植木;閑來也可讀些書、想點事;雖然旁邊依然有噪聲、有污染、有臭氣,但退入心靈,就眼耳鼻舌聲意不聞了。舍去功利,重讀道家、佛家以及一些先哲的文字,忽覺與以前又有了不同的感悟,真希望能乘上時光機器重生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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