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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出——文革后期阜陽6377部隊農場記事
日      出

——6377部隊農場記事

鮑壽柏(寫于2011年,告別插花農場40周年后)


    1970年3月,北大清華300名69、70屆畢業生離別毛主席直接抓的文革紅色據點“六廠二校”,奔赴安徽阜陽6377部隊農場鍛煉。由于那年在北大清華帶頭下全國大學生不發畢業證書,說是畢業生,那張證書其實一直等到粉碎“四人幫”后的1978年才補到。偉大領袖一揮巨手,赤誠聽話的學子們二話沒說就踏上了征程。
如果加上5個月后按正常時間畢業的北京其他六大院校(中國人民大學、政法學院、廣播學院、體育學院、財經學院、語言學院)的學生,到阜陽6377部隊農場勞動的共有北京八大院校近500名青年學子。我們在一起風雨同舟,共同體驗和感受了走出校門踏上社會后人生哲學第一課。

一、初到阜陽

    1970年3月17日清晨,我們被分配到安徽的同學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高音喇叭聲中聚集到北大毛澤東塑像廣場,與昔日同窗相擁泣別,感覺就象今生今世再難相見。數學力學系同班室友張萬增一直隨車送我到北京火車站,南下的列車在汽笛聲聲中已經起動駛向遠方,他還沿著月臺一面揮手一面追趕。

    到安徽蚌埠時已是深夜。在火車站等了約一個時辰,便開來一長列大棚車隊,我們當即拉了行李鋪蓋從后面爬上車,不一會,車隊便拉著我們浩浩蕩蕩出發了。我們跨過淮河大橋,穿過深沉的夜幕向淮北平原挺進。過了不久,大伙兒才發現屁股下不時發出陣陣腥臭,一交流才知道我們有幸乘座的是在阜陽——蚌埠之間來回運豬的車隊,來自毛主席身邊的嬌子一夜之間竟與豬為伍,同學們看來誰都沒有在乎,我們的心早已馳向那茫茫黑幕籠罩下的神秘遠方,那人生路上未來的驛站。車隊在顛簸中艱難地行進,到達目的地時,已是凌晨3、4點鐘了。

    在黑夜中,我們誰也沒有搞得清自己到底被送到了什么地方。直到清晨天明,嘹亮的軍號聲把我從疲倦的沉睡中驚醒,披衣出門,只見周圍全是一望無際的平原,我們賴以居住的那幾間簡陋的營房,仿佛是茫茫大海中的孤島。我從小生長在依山傍水的江南宜興,我的人生經歷從來沒有離開過山。就是在北大,我最喜歡的一個不經意的習慣就是獨自在校園未名湖畔和西南門外的田野里遠遠凝望西山,遙想山那邊的未知世界,我那沉思的心靈常常穿越時空,編織著未來美好的夢。如今,我面前的視線已不受任何障礙,連半個土坡都沒有,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真正的廣袤的平原。當太陽在嘹亮的軍號聲中徐徐升起的時候,我的心靈從未有過如此震撼。隨著東方那個火球從半圓直到跳出地平線,我的心似乎也隨之跳出了胸膛。軍號聲聲中的壯麗日出,無邊無際的淮北蒼茫大地,還有那春寒料峭之中一陣陣帶著泥土香味的風,都被定格在那刻骨銘心的一瞬間。在這一刻,熱血青年從京都帶來的激情,似乎被那血一樣鮮紅的日出一下子點燃了。

    但是,在淮北大地站定腳跟稍微對這里有所接觸,便感受到這塊土地散發出來的悲涼氣息。我們的軍墾農場坐落在阜陽插花鎮的東南方向約3公里處。插花鎮我其實早已從安徽作家陳登科的著名小說《風雷》中讀到過,那是書中人物羊秀英賣狗肉的地方。趁軍墾生活還沒完全進入軌道,我和戰友劉葉根等順便走訪了附近幾個小村落,所見所聞使我大為震驚。那里的農戶所見,家里除了幾個土墩上面加一張破木板算是床外,幾乎見不到任何一件家俱,門口稀稀拉拉晾著一些山芋干,那是他們的口糧,孩子們個個臉色蠟黃,衣衫襤褸,一路過去,家家戶戶如出一轍。這是我有生以來所見過的最窮的農村。如此景象,我和戰友們一個個心情沉重,內心凄楚,一路無言。

    在一個村落邊,順便與一個村民聊了聊,聽到的更令人駭然。據他告訴我,這個村的村民在大躍進后的三年困難時期其實都已全部餓死餓絕,最慘的是餓到最后竟將餓死的小孩腌了當食品充肌,但最后仍難逃全村滅絕的命運。現在的村民已全部是1962年以后住進該村落的新移民了。聽老鄉這么一說,我的眼前立刻浮現出初中時代曾經經歷過的那極其可怕而又悲涼的一幕,但這一幕在插花鎮被演繹到如此極致,則大大超出了人們的想象。驚恐之余,我一連打了幾個寒噤。回到營房好幾天徹夜難眠。

    1970年的春天,正是史無前例的文革進入的第五個年頭,全國到處都在歡慶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在這里,我才真正見證了文革籠罩下的中華民族正處于水深火熱的災難之中。

    到插花農場不到10天,一場災難差點兒降臨到我的頭上。那天連部把我找去談話,先給我遞過一封信。我一看,原來是我數天前寄給同學的親筆信,信封已撕開,6頁信箋看來已有多人審過,揉得稀爛。隨信還有一張阜陽縣郵電局革命委員會給6377部隊首長的公函。原來是因為我所用的文革郵票太大,遮住了信封上印的毛主席語錄的幾行字。公函稱,這是一起嚴重的反革命事件,建議部隊嚴肅查處,并將結果告阜陽縣郵電局革委會。落款上竟有紅色權力機構的鮮紅大印。我見狀大驚失色,腦袋一下子炸開了,結結巴巴地辯護說,凡是買的信封到處印滿了老人家語錄,郵票又那么大,實在找不到貼郵票的空間。想不到領導能客觀地面對事實,表示這事可以私了,他說,以后吸取教訓注意些就是了,郵電局那邊我們設法應付。我又是一個沒想到,短短十幾分鐘里我從生到死,又從死到生,想不到在這里遇上好人,眼淚抑制不住刷刷掉了下來。

    我在北大那些年因背上“炮打林彪和中央文革”的罪名,被同班幾個左派整得死去活來。心想,原以為北大整人殘酷,想不到這阜陽更邪,真是孫悟空永遠翻不出如來佛的手心啊,今后得格外小心謹慎、好生夾著尾巴做人才是。


二、軍墾體驗

    經過幾天的安頓,緊張而有序的軍墾生活就開始了。我們學生營共分三個分隊,81、82分隊全是男生,84分隊是男女混編,我分在82分隊。整個82分隊又分三個排,八月份六大院校加入后,又增加了四排。我被分在三排七班,與北大歷史系陳漢中、物理系吳敬倚、生物系胡志遠同住一個房間。

    剛到農場,一到晚上便渾身奇癢,翻來覆去幾乎整夜難以入睡。找醫生看,醫生說是蕁麻疹,皮膚過敏,要我天天堅持吃撲爾敏等麻醉藥,吃到后來,終日昏昏然,干活有氣無力。一個多月后,全室偶爾把睡床木板拿出去曬太陽,才發現我的床下竟有成百上千的臭蟲,靠吸我的血一個個養得腰圓滾肥。我怒不可遏,等到把這些臭蟲統統消滅干凈,我才算開始正式享受到農場戰士應有的正常生活權利。我至今不明白,這么龐大而可惡的臭蟲兵團為什么天天專咬我一個人而不咬他們三個人,會不會是受阜陽縣郵電局革委會的委派專門來整我的呢?

    那個年頭,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天天提醒人們要準備打仗,第三次世界大戰似乎傾刻就會爆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仿佛注定將是個打仗的年代。在這種背景下,我們的軍旅生活基本上就是白天干活,晚上拉練。在6377部隊一年,生活節奏之緊張,勞動與拉練消耗體力強度之大,可能在我一生中再也沒有經歷過。在最緊張的夏秋農忙季節,我們都是凌晨三點多鐘就起床干活,一直干到太陽下山天黑才收工。回到營地,到井邊倒一桶水沖一下涼,便倒頭就睡,因為睡不了一會兒又要起床干活了,我們經常是在地頭迎來晨曦、曙光和日出。

    最有意思的是連吃飯也要爭分奪秒與蘇修搶時間,那解放軍連長天天親自主持比賽誰吃得快。我本來吃飯的速度就快,加之在農場勞動強度極大,那白米飯吃起來就格外香。哨子一吹,我很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狼吞虎咽扒了三大碗,我常常是最早吃完飯放下碗筷的人之一。我雖然干活干不過別人,但吃飯能經常搶個第一,心理上終于找到了一個平衡點,為此我常常很得意。八月份后,六大院校的戰友加入到我們這個行列,人大的陳賢忠接替北大陳忠寶當了事務長,把伙食搞得更加有聲有色。陳賢忠性格直率開朗,極具鼓動天才,與前任不同的,是每到我們吃飯時,他就加念一篇革命大批判文章給大伙兒鼓勁,把吃飯問題直接與批蘇修、批劉少奇掛起鉤來,給82分隊戰友們吃飯又增添了一道獨特的風景線。也許是革命大批判真的發揮了神奇的威力,我們吃飯的速度又加快了許多,一桶飯幾分鐘便被大伙兒一掃而空了。

    軍墾農場勞動如此緊張,而我們周邊農村人民公社社員們則是呈現出另一番完全不同的勞動場景。上午九點多,太陽已升得老高,我們已干了半晌活,那邊生產隊的社員們才在紅旗的指引下懶洋洋地上了工。更為奇怪的是,他們到了地頭不是先干活,而是先坐下來休息,有的還橫躺著,一邊抽旱煙,一邊神侃,幾袋煙抽畢,開始動工時已是十點多鐘,太陽已快升到正中了。稀稀拉拉干了不到一個鐘頭活,這支隊伍又在紅旗的指引下收工打道回府吃午飯。我從小生長在蘇南太湖之濱,阜陽那一帶人民公社社員們的這番勞動生活場景我還是第一次見到。我從實地朦朧感覺到,那里的貧困與生產關系出了問題似乎有著密切關系。

    到夏收季節,更為令人沒有想到的一幕發生了。就在我們搶收辛辛苦苦耕耘了幾個月的麥子的時候,臨近傍晚,黑壓壓的社員隊伍把我們包圍了,他們要當“摘桃派”,搶奪農場夏收的果實。戰友們不得不擺出護麥的“龍門陣”,嚴陣以待。我原先只在電影《青春之歌》中見到過農民在中共的領導下搶割地主老財麥子的鏡頭,地主在麥子被搶后躺倒在田頭哭喊:“我的麥子啊!”如今,想不到堂堂6377部隊戰士稀里糊涂怎么被轉換到當年地主老財的位置上,成了農民運動“革命”的對象。太陽已經下山,暮靄降臨,黑壓壓的社員隊伍象潮水般地向我們逼近,6377戰友們死守陣地,護衛著用辛勤汗水換來的豐收果實。到最后關頭,不料社員們突然祭出最后的法寶,讓一群年輕姑娘打頭陣,當戰友們欲沖上前阻攔時,說時遲,那時快,她們一個個突然解開褲帶,開始往下脫褲子。我們這些都是20歲才出頭的毛頭小伙,哪里見過這般情景,一個個大驚失色,掩臉掉頭就跑。就在我們落荒而去的一剎那,防線很快被沖開一道決口,等到轉過身來,眼巴巴地看著黃澄澄的麥子被社員們搶走了。時至今日,我仍忘不了在插花農場進行護麥斗爭那驚魂一幕。


三、84的魅力

    對于6377部隊82分隊的戰友們來說,最大的誘惑莫過于來自2公里路外那84分隊所在地了。因為那里是全體女生集中扎營的地方。20多年前曾經讀過張賢亮的小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書中描述的那種農場青年男女青春的躁動與性饑渴,其實早在70年代第一個春天就曾經成為6377戰友的集體記憶和青春體驗。在那個歲月,在極度緊張的體力勞動和軍營生活之余,戰友們最為期待的一項業余活動,莫過于星期六晚上集體打起背包到84分隊駐地去看電影了。說是看電影,那少數幾部已看過不知多少遍的電影,不是《南征北戰》,就是《地道戰》,其實并沒有引起大家多大的注意。戰友們內心深處真正期待的,其實是對84分隊女同學的向往,也就是異性相吸吧!那看電影的一個半小時實在是非常的寶貴,82分隊與84分隊分成兩列端坐在電影大屏幕前,從電影開始到結束,82們的眼睛其實一直斜視著84們的隊列,而84們的眼光也悄悄地斜視著82們的動向,目光與目光之間仿佛有靜電般的感應,礙于紀律,誰也不敢離開隊列超過那近在咫尺但仿佛十分遙遠的天地。戰友們激動、新奇、喜悅、茫然,心跳加快,心靈中仿佛有股泉水在潺動,那茫茫夜幕下的露天大銀幕以及銀幕上展示的一切,被戰友們徹底遺忘。時光滴滴答答地過得飛快,一個半小時的無言相望很快就過去了,當隊友們站起身,抖一抖身上的泥土,歡樂而又滿足地返回82分隊的營地時,內心又多了一份隱隱約約的惆悵,大家又開始盼望下一周看電影的默默相聚了。

    在82分隊,只有少數幾個吃了豹子膽的小伙子,敢于在星期天假借到團部小商店購物的名義,順便到84女生宿舍門前去轉轉,以期碰碰運氣,但這一切往往都是勞而無功。在我們7班,我的無錫老鄉吳敬倚算有這種膽量的一個,他就敢于沖破牢籠,星期天有時到84營地去轉轉,感受一下那里異樣的新鮮空氣。有一次他去轉了回來告訴我們,在商店門口正好碰上了某女生,倆人站著聊了好一會,我們一個個聽著都羨慕死了,暗暗佩服只有老吳這樣勇敢的人才能遇到這種艷福。當時在7班,凡是聽他說的人沒有一個人有這種“色”膽。

    后來吳敬倚從農場被分配到皖南涇縣偏僻山區某學校當教師。在孤立無助之際,他急中生智,利用八月份其他農場大學生再分配之際,毅然決然天天到涇縣長途汽車站等候運氣。終天天賜良機,宛如七仙女下凡,華東師大物理系的青春淑女江雷正好單身分配到涇縣山區當教師,正舉目無親,茫茫四顧之際,被有心人老吳熱情地從車站接走,不日便情投意合,喜結良緣。倆人40年來相濡以沫,患難與共,現在上海交通大學退休。老吳的美滿姻緣,我想與他在6377部隊農場就顯露出來的敢于冒險的非凡氣質應該不無關系吧!這是后話。


四、樣板戲演出小分隊

    秋收農忙過后,根據部隊首長的指示,由82、84分隊抽調部分戰友聯合組建了一個演出小分隊,排演革命樣板戲《智取威虎山》。本人大概是因為平時經常喜歡面對茫茫淮北大平原引吭高歌抒發情懷,竟然也被選中,并被指定擔任劇中主角之一的參謀長少劍波。我在北大五年期間習唱有些基礎,但表演才能幾乎等于零,而抽調演出組人員卻大多是來自北京八大院校的文藝精英,頓時慌了神,一下子陷于巨大的壓力之中。多方設法推辭,但勸說方一再強調參謀長以唱功為主,無需什么表演,無奈只得倉促上陣。在排練的那些日子里,我自知根底太淺,別人花一分功夫,我得花十分。主演楊子榮的高峰是北大西語系的,一表人才,不到幾天便輕而易舉地進入了情節,武功、唱功俱佳,把個楊子榮演的活龍活現。還有劉葉根(北大地球物理系)演的座山雕,李星華(北京廣播學院)演的小常寶,宋福連(北大物理系)演的李勇奇,米丘蘭(北京政法學院)演的李勇奇母親,羅賢佑(北大西語系)演的欒平,個個演得生動出彩。王蕓蘇(北大東語系),朱旭銘(清華自動控制系),許錦達(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蘇慧(北大物理系),肖金娣(北京廣播學院),韓伯仁(北大歷史系)等戰友雖然戲不多,但她(他)們均有絕活,所顯示出來的才華和氣質給我留有深刻印象。

    我平時壓根兒也沒想到劇組的哥兒姐妹們竟都有如此潛能,相比之下,自慚形穢,壓力就更大了,天天茶飯無香,惶惶不可終日。在最困難的時刻,得到了來自劇組戰友們的關懷與鼓勵,是大家的無私幫助,使我步履艱難地越過了這個坎。在這里我特別要感謝劇組的兩個幕后核心人物:李豫生和胡瑞芳,是她倆的力頂,成為我在劇組能堅持下去的重要動力。

    李豫生是總導演,是中國人民大學的高材生,此人極具綜合潛質和文藝天才。在當時極其簡陋的條件下,既無錄音錄像等任何科技設備,又無專業人士的指點和規章可循,僅憑那本從書店買來的劇本,要排練一臺全本的樣板戲,難度可想而知。但李豫生卻舉重若輕,全憑她對劇本的理解和曾看過電影的記憶,竟能指導大家編制甚至是復制出該戲的全套動作,實屬難能可貴。加上她的性情豪爽大氣,充滿活力,在我的印象中,她應屬于國家的棟梁之才。由于她的手把手指導,我這個參謀長才得以趕鴨子上架,終于粉墨登場。李豫生是智劇演出組的靈魂人物,我在困境中對她的欽佩與崇拜,大有危難識英雄之感。

    與李豫生相比,北大化學系的蘇州姑娘胡瑞芳則顯得文靜、溫和、細致,凡是大伙兒忽略或覺得不值得去花精力的繁瑣事情,她都會默默地去做,而且做得那么腳踏實地,貼切妥當,她忠實地履行了政委的職責,她是整個劇組的思想和后勤保障。那年頭我因體力勞動把飯量撐大了,她曾悄悄地塞給我幾十斤自己平時節省下來的全國糧票。時隔許多年,每想到這一幕,我的內心便會涌動溫暖與感激。

    那時,北大西語系的關立新、邵思蟬等抽調到師部演《紅燈記》,也常來指導我們,傳經送寶。關立新是軍墾戰友中的名人。幾年前,聽到她在美國英年早逝的消息,不禁使我想起農場往事,內心久久不能平靜。

    《智劇》公演后,竟然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在6377部隊團部和各分隊巡演后,部隊首長很是滿意,又要我們到周邊一些農村去巡回演出。后來在千里野營拉練時,更把巡演拓展出阜陽地界,跨越整個淮北大平原。我至今忘不了在淮北農村演出的情景。當夜幕降臨淮北大地的時候,各村男女老少從四面八方涌向演出村落,場面之歡快,氣氛之熱烈,就象逢年過節趕集一般。初冬的寒風掠過這塊災難深重的貧瘠土地,那演出仿佛是劃破夜空的一道光明,給淮北的父老鄉親帶來了溫暖與歡樂。

    智劇演出組因為是82、84分隊混合組建,給男女接觸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這一得天獨厚的優勢對一些戰友是天賜良機,但對于我這樣自進入劇組后整天整夜憂心重重地想著排練,生怕演砸了無法交待的人來說,竟然絲毫未有覺悟。直到次年春天,北大清華戰友面臨再分配的時候,才發現劇組的一些男女戰友紛紛有了自己的歸宿。“楊子榮”高峰與劇組的美女馬恩皓(北大東語系)結為愛侶,“小常寶”李星華則與戲中的“父親老常”陳道立(北大無線電系)結成了伉儷。在淑女如云的劇組中混了幾個月,“任務壓倒一切”的正統觀念束縛下的我,竟讓大好時光象流水般地從身邊白白淌過。等到臨分別發現一對對鴛鴦鳥比翼雙飛時,我們幾個光棍和剩男才發現悔之已晚矣!


五、戰友情深

    在6377部隊農場雖然只有短短一年,但八大院校戰友們在一起共患難,同命運,風雨同舟,在戰天斗地中結成了深厚友誼。無論是在82分隊,還是在樣板戲演出組,這種友誼情同手足。

    我們北大數力系同我一道分到82分隊的,還有邵國培、蘇淳等。邵國培當年就是阜陽的狀元考入北大的。他為人沉穩、淳樸,從不顯山露水。組建智劇演出組時,所有的布景美工設計均出于他手,偶使雕蟲小技便讓農場所有人刮目相看。數學出身的強項是抽象思維,想不到他抽象思維與形象思維俱佳。難怪有人說,邵國培還不知有多少拿手好戲沒使得上用場呢!蘇淳因臉上長滿絡腮胡子,號稱蘇大胡子。他言語不多,除了微笑就是沉思,與人交談常常喜歡發你一支粉筆,在地上劃來劃去,不管你有沒有這個雅興,讓你與他一道討論數學題。插花農場發生的一切他都適應得很好,但這也并不妨礙他繼續在美麗的數學王國里縱橫馳騁。他推薦我讀一下許以超的專著《代數學引論》,里面的難題我是做了一些,但終究無法將此書讀完,這可能是我所讀過的最為艱深的代數學教科書。若干年后,蘇淳成為共和國首批博士,后任中國科技大學教授,數學奧林匹克總教練,弟子遍布世界。而在文革歲月中一直背負所謂出身不好沉重黑鍋的邵國培,則成為從這個農場走出來的唯一的將軍,解放軍電子工程學院的院長。

    在農場,最難忘的莫過于那7班在一起朝夕相處了365個日日夜夜的親密戰友了。前面提到的室友吳敬倚,可能是在整個82分隊中最具獨立思想并最有獨立個性的一個,幾乎是一個異類。他比我年長4歲,卻對任何問題有著自己獨特的判斷,如果有可能,他還會即時地把他的想法付諸行動。每當夜深人靜之際,他與室友胡志遠喜歡躺在床上抨擊時弊,高發宏論,不時對當時權傾天下的林彪、江青等進行攻擊。

    我在北大時就是因為說了幾句林彪、江青的壞話,遭到同班同寢室一位來自蘇北的同學的告發,幾年來沒少受皮肉之苦和心靈折磨。到了這里聽他倆仍如此放肆,想起北大心酸往事,心中害怕,想附和欲言又止,心想還是保住即將分到的這個飯碗要緊,假裝蒙被睡著憋著氣不敢吱聲。過了些日子,發現那七班長陳漢中倒很寬容,沒有把他倆的那些“反動言行”當回事,左耳進,右耳出,時間長了,竟然也加入插幾句,我這才覺察他對那當權者們也早已十分不滿。久而久之,我那原先繃緊了的心慢慢舒展開來,那在北大久被壓抑的膽子又開始慢慢壯了起來。

    陳漢中是北大歷史系65級的,上海人,臉黝黑,戴眼鏡,嗓子有點尖,加上一口滬味普通話,似有點娘娘腔,但心地非常善良,善解人意,執行部隊首長指示也從實際出發,既堅決又不教條。我那時身體不太好,他經常問寒問暖,勸我不要累著,體察極其深微,有時還搶著把我干的那份活兒做掉。我從18歲離開父母上大學至今,他是我所遇到的少有的真正從生活上如此體貼關心我的領導加戰友。他也極易激動,心地清沏如泉水。如果在工地上有人表揚他嗓子好,他會立即給大伙兒用極高的嗓音唱一段樣板戲。他經人介紹在湖北蘄春縣談了個女朋友,小學教師,好象未謀面,女友每次來信他會激動得難以入睡,以至于索性從床上坐起來把情書念給我們聽。這樣,他雖然是我們的班長,卻往往成為室友們逗樂的對象。而他的單純與對人不設防每每落入大家預先為之設計的陷井。

    從部隊再分配時,他因女朋友的關系被分往湖北,從此失去聯系,40年來杳無音訊。70年代中期我曾隱約聽到過他身體不好等不測傳聞,這就更加重我的擔心,但始終無法尋找到他的線索。多年來,我通過各種渠道包括北大歷史系方面一直尋找他的下落,均無結果。每念于此,我的胸中便會翻滾著思念的浪花。此時此刻,我再次默默地祈禱他平安,并期待著他在這個世界的某一個地方與我心靈感應,能傾聽到那來自40年前同室的患難戰友發自內心深處的輕輕呼喚……。


六、人生的驛站

    1971年3月,也就是我們從北京到安徽的一周年之際,300名北大清華戰友進行再分配進入新的工作崗位,其余六大院校的戰友繼續留在農場勞動鍛煉。當時的分配方案全部由部隊內定,對外嚴格保密。我從小怕見領導,與部隊首長從未對過話,因此分到何處只能聽天由命。
    直到方案公布出來之后,我才知道我被分配到馬鞍山市當工人。據知情人透露,團首長在和高營長等決定方案時還特別過問了我的情況,發了個話:“那個在《智取威虎山》中演參謀長的小鮑呢?表現不錯,給他個工人指標吧,把知識份子的帽子提前摘掉。”

    我其實是一直想當教師的,從小的夢想就是長大后當大學教授,眼看絕大多數戰友都被分到全省各中小學當教師去了,而我卻陰差陽錯被派了一個稀有的工人指標,意外之余轉而一想,臭知識分子帽子將從此被摘掉并將光榮地加入領導一切的工人階級行列,一股被組織信任的暖流頓時涌遍全身。我當天便給父母寫信報告我被提前“摘帽”的喜訊。

    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卻只有幾步。插花農場的再分配和部隊首長的一句話從此改變了我今后的人生軌跡。事隔許多年后回頭看,那一轉折也許其實正是新的苦難的開端和序幕,從那以后我的人生歷程經歷了太多太多的磨難,但我仍然要感謝部隊首長那一份樸實而真誠的情意。

    那個漸行遠去但又仿佛讓人魂系繚繞的時代,對我們這一代青年人來說,是注定永遠無法回避的宿命。那個深深的印記將伴隨我們之中絕大多數人的一生。多年來,對那個農場的追憶,總會讓我不禁想起英國作家狄更斯在小說《雙城記》中那著名的開頭語:
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
這是一個愚蠢的歲月,
這是一個智慧的歲月,
這是一個令人絕望的冬天,
這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春天,
我們面前什么都沒有,
我們面前什么都有。

    告別農場的那一天清晨,我最后一次深情地凝視著一望無際的淮北大平原,那曾經留有我青春、熱血、汗水的地方,我最后一次親吻了那濕潤的土地。在嘹亮軍號聲中那壯麗的日出,仍象一年前那樣使我激動,但多了一份無限的依戀。我深深地呼吸了幾口新鮮空氣,恨不得伸出雙臂去擁抱春天,擁抱太陽,我的熱血在涌動,人生的畫卷其實從這里才真正起步:新的生活開始了。


    (本文作者為馬鞍山市委原副書記、常務副市長,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1965級畢業生,寫于2011年4月11日,告別插花農場40周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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