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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島:北京四中(二、三)人世滄桑與"貴族學校"
北島:北京四中(二)/人世滄桑里的“貴族”學校

 
     四中成了北京“文化革命”的中心之一。一個“貴族”學校,突然卸去樸素優雅的偽裝,露出猙獰面目...


作者:北島

   (續<北京四中/貴族學校突然卸去樸素優雅偽裝露出猙獰>   
    > http://www.yaimd.icu/culture/showContent.asp?ID=7234&SupperClass_ID=17)

     五

  當年全北京的中學只有四位特級教師,四中就占了兩位,化學老師劉景昆和物理老師張子諤,那都是國寶級人物。有一年,張子諤老師輔導高三物理,據說高考六道題押中四道,學生提前交卷,高呼“張老萬歲”。

  教三角函數的老師李蔚天三角眼,下巴刮得鐵青。每次上課,他提前幾分鐘到教室,在黑板上畫一道題。那對我來說如同鬼畫符——眼暈,而同學們幾乎個個胸有成竹,舉手搶答。李老師不慌不忙,用三角眼掃視一圈,習慣性摸一下鐵青的下巴,慢悠悠,用濃重的河北蠡縣口音點名“趙—振—開—”,把“開”還讀成第三聲,更加勾人心魄。我一問三不知。這竟成了我永遠的心病:多年后我幫女兒做作業,一聽三角函數,第一反應是頭暈惡心。
  《學習》雜志1958年停刊,部分編輯改行當老師,于是黃慶發成了我們的語文老師。他四十出頭,謝頂,一臉苦笑,好像在為自身的存在表示歉意。他教古文有一套,讓我們寫批注。他搖頭晃腦領讀柳宗元的《小石潭記》:“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停頓一下,念批注“當樂”,然后繼續朗讀下去。照貓畫虎,沒想到我的批注竟得到賞識——孺子可教,于是讓我當眾宣讀。我美滋滋地搖頭晃腦,待讀到“心樂之”也停頓一下,接著讀我的批注——“頗為不錯”,竟把“頗”錯讀成pi音,引得哄堂大笑。

  俄語教師凌石軍肥頭大耳,沒架子,但骨子里透著股傲氣。他每次上課只捏著一張小卡片,嘟嚕嘟嚕說個沒完,好像那是一種語言戲法。他出過俄語語法專著,且日文好,據說他的俄文是靠日文課本自學的。他另有一手高招,可仰躺在學校游泳池的水面上看報紙,手腳不動。我俄語沒學好,倒是暗中偷學了這一手,但一不留神會灌上兩口水。

  英語老師項立斜穿校園,總會引起注意。他教英文,把自己先教成英國紳士:夏天穿白色西服;冬天穿吊帶短褲,白色長襪,锃亮的皮鞋。他上課會把全套刀叉帶到教室,配上餐巾,演示西餐的規矩。據說他當年在教會學校考了第一,外籍老師請他到家中做客,端出奶油蛋糕,而這時他用錯了一個詞,女教師把蛋糕收回以示懲罰……
  兩位體育老師韓茂富和吳濟民,都是國家級籃球裁判。韓茂富個兒不高,精明強干。吳濟民人高馬大,都管他叫大吳。據說蘇聯國家女籃來京與中國女籃比賽,由韓茂富在場上主吹,大吳坐鎮裁判臺,臨近終場正打得難舍難分,這兩位暗中串通好,停表加時間,被蘇聯隊發現提出抗議,大吳被降級成一級裁判。
  女校長楊濱,延安陜北公學出身,參加革命后的重要見證人填的是葉群。解放后曾長期擔任女一中校長,1965年調到四中。據說在北京市教育局局長和四中校長兩個職務之間,她選擇了后者。
  副校長劉鐵嶺躊躇滿志。文革中揭發他在日記中的志向:二十歲當校支部委員,三十歲當區委委員,四十歲當市委委員,五十歲當中央委員。一切都按計劃進行,文革開始時他四十出頭,已當上了市委委員。
  誰承想,這些老師校長,一夜之間斯文掃地。文革爆發后,先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和沒完沒了的批斗會。高潮是1966年8月4日,那是個星期天。有二十多個校領導和老師戴高帽掛牌子游斗,最后集中到操場上,他們在學生的喧囂、羞辱和拳腳中蹣跚穿行。最后讓他們齊唱《鬼見愁戰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該死,人民的鐵錘,把我砸爛砸碎……”其中頂數副校長劉鐵嶺的嗓音最嘹亮。
  在一次由軍宣隊主持的批斗會上,大吳跳出來指著校長楊濱說:“楊濱,你膽敢反對解放軍。”然后振臂高呼“打倒解放軍!”愕然驚醒,意識到犯了大忌,面如土色囁嚅道:“我有罪,我向毛主席請罪。”于是到毛主席像前彎腰撅腚,豆大的汗珠噼啪滾下來。
  最讓我震驚的還是語文老師劉承秀的自殺事件。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她因受審查而導致兒子從部隊轉業。那天凌晨五點,在食堂后面的小夾道,她用剪刀割斷并揪出自己的喉嚨,據說慘不忍睹。一個中年女人竟用這樣的方式結束了生命。當這消息傳遍宿舍小院,我正在六齋生火,濃煙嗆得我睜不開眼。


  六

  1966年8月初,我搬到學校住。學生宿舍在學校東南角,與教研組小院毗鄰,由兩排相向的平房構成獨立的小院。開間不等,上下鋪,按數字排列,一律稱為“齋”。我先住十三齋,后搬進六齋,一住兩年多。學生宿舍本是為家遠的同學提供的,趁文革之亂,沒人管,大家紛紛搬進去。
  由于頂棚相通且破敗,隔墻有耳,易于小道消息的傳播。每次生爐子起濃煙,鄰居跟著一起咳嗽。文革前,每晚十點熄燈,提前十分鐘響預備鈴。宿舍小院離廁所較遠,由于是男校,毫無顧忌,住宿生紛紛沖出來,在下水池或樹旁撒尿。宿舍小院永遠飄散著濃烈的尿騷味兒。學生輔導員禹啟中,每天晚上差十分十點來小院檢查,一時奏效,傳為“大禹治尿”的佳話。

  和我同宿舍的Z是干部子弟,他愛吹牛,好色,說話幽默,是個挺好玩的伙伴。1966年八月底,有天晚上,他說剛抓來個本地流氓,關在地下室,問我要不要去看看。我出于好奇跟他去了,蹲在地下室窗外,向里窺視。
  那天由Z主審,兩個穿軍裝的老兵充當打手。那“流氓”光著上身,跪在地上。Z厲聲問了一句,他含糊其詞,一個打手掄起粗鐵鏈,嘩啦抽在他肩上,頓時留下道深深的血印。待鐵鏈再次掄起,Z趕緊攔住……實在看不下去,我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半夜Z回來了,有點兒興奮有點兒得意,問我觀感,我把話題岔開。由于他屬于那殘酷的一幕,我和他漸漸疏遠了。不久我從十三齋搬到六齋。
  文革期間,學校宿舍的流動性很大。1967年春,六齋搬進來個新住戶劉源,他父親已成為前國家主席。他住上鋪,郁郁寡歡,平時只是回來睡覺。我們講鬼故事時,他也支著耳朵聽。一個多月后,他又神秘地消失了。
  講鬼故事要先關燈,同時需要特殊音響效果。比如口頭音樂伴奏,并事先備好破臉盆,關鍵處扔出去,或索性推出護床板。一驚一詐,連講鬼故事的都嚇得半死。這幾乎是每天睡覺前的保留節目。
  食堂伙食太差,趁夜色,我們去偷食堂的白菜和煤,給自己做飯。更有甚者,由于冬天教室不生火,來學校的同學紛紛到六齋取暖,但要投足硬幣才給開門。他們跺腳詛咒,但冰天雪地,沒轍,只好留下買路錢。我們還到處收集書報,賣給廢品收購站。眼見著玻璃瓶的硬幣快滿了,我們摩拳擦掌,先訂菜單,再采購,大快朵頤,最后撐得走不動道兒。


  七

  北京四中既是“貴族”學校,又是平民學校。這其間有一種內在的分裂,這分裂本來不怎么明顯,或許被刻意掩蓋了,而文革把它推向極端,變成鴻溝。
  學校只有一棟二層教學樓,條件極差,冬天沒暖氣,天一冷就要安裝煤球爐。家境貧寒的子弟多自備午飯,鋁飯盒裝在網袋中,課間休息送到食堂的大蒸鍋騰熱。有的同學圖省事,索性放在煤球爐臺上,課堂上飄蕩各種混雜的香味。
  再說食堂,每天伙食費是三毛三,主食一毛六。食堂大,能容下幾百號人。每桌十人,自由組合,沒椅子,直立就餐。大師傅用木杠抬著大木桶進來,引起一陣激動——那些年輕的胃。各桌派代表用兩個臉盆排隊。一個臉盆盛主食,一個盛菜。校長楊濱發現營養標準不夠,提出把伙食費加到每天四毛,即隔天加個有肉的甲菜,竟有一多半學生沒有響應,可見平均家境之貧寒。這在文革成了楊濱搞修正主義和挑動學生分裂的罪名之一。
  那正是發育期,到處是帶酸味的饑餓感。有學生貼出大字報:“兩個窩頭夸好飯,一行長隊上青天,窗含師傅豐臉笑,門泊學生瘦骨寒。”

    文革爆發后,停課串連,食堂秩序被打亂。而學校規定,只能退主食的伙食費,每天一毛六。一凡告訴我,有一回去食堂小窗口退飯票,排他前面的是劉源,為退伙食費跟食堂管理員劉慶豐爭了幾句,遭到斷然拒絕:“不行,開了證明再來。”弄得他面紅耳赤,悻悻而去。而劉慶豐后來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揪出來,跳河自殺了。
  人世滄桑,公子落難,這本是個老掉牙的故事。后聽說他發跡了,但愿沒忘掉當年的落魄感,能多替老百姓著想。


   八

  1966年9月上旬,我自制了個小木箱,用紅漆寫上“把毛主席的話印在腦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實在行動上”。這小木箱剛好裝進四卷毛選。隨后我到積水潭醫院去看望父親。他寫標語時從梯子上掉下來,摔斷右手腕。我沒帶水果或營養品,只帶來一個毛主席半身塑像,放在床頭柜上。
  由于搞到一張介紹信,我們六個平民出身的同班同學,決定一起去全國串連。到醫院看望父親的第二天,我背著裝毛選的小木箱上路了。
  11月初回到北京,形勢大變,由于對“血統論”的批判,徹底動搖了老紅衛兵的統治地位。以平民子弟為主的各種造反派組織應運而生,包括我們班成立的“紅峰”戰斗隊。
  1967年開春,校內造反派組織聯合成立了“新四中公社”。北京中學分成“四三派”和“四四派”,“新四中公社”屬于“四三派”。發表在《四三戰報》上的《論新思潮——四三派宣言》,提出“實行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打碎特權階層”。由此可見,在派系斗爭的混亂背后,有著理性的政治與社會訴求。作者張祥龍后來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哥哥張祥平是“新四中公社”的筆桿子。
  兩年前是北京四中的百年校慶,據說搞得轟轟烈烈。我不知道,我的母校到底應該慶祝什么?據說老校長劉鐵嶺在慶典儀式上致辭,想必依舊聲音洪亮。我不禁想起1966年那個夏日,他和被批斗的老師一起唱《鬼見愁戰歌》的情景。


   九

  “告訴你們,要是你們六齋丟了東西,就是我張育海干的。”我隔著小窗模糊的玻璃向外望去,只見他瘦高挑兒,背著破書包,雙手插腰,幾顆青春痘隨著嘶喊在臉上跳躍。我回應說一凡不在,他這才罵咧咧走開。自打他勾上一凡,六齋從此不得安寧,大家嫌他痞,勸一凡少跟他來往。
  他所在的高二二與我們高一五兩班關系非同一般。除了同屬“新四中公社”并共享六齋外,主要還是臭味相投——反主流意識,即使卷入革命浪潮仍持某種戲謔態度。按張育海的說法:“政治充滿了戲劇性,戲劇充滿了政治性。”
  要說他可是正牌好學生。學校曾實行免修制度,通過免修考試者可在自修室自學。期中數學考試,他用了不到一半時間就交了卷還得了滿分,除了數學還免修英文。“文革”期間,他主持數學改革研討會,連特級教師張子鍔都來了。他反客為主,在黑板上縱橫勾連,眉飛色舞。若無社會巨變,他本來是塊當教授的料。
  除了功課好,打籃球、游泳、拉小提琴,幾乎樣樣精通。尤其那口哨吹得一絕——只見他嘴唇撮圓,用兩腮每塊肌肉控制氣流,悠悠一曲穿天入地。一問,才知是比才的《牧歌》。后來一聽這曲子就會想起那口哨。
  他在家排行老四,上有仨哥。其父留英回國,因車禍多年前身亡。母親在大學圖書館工作,獨自把他們拉扯大了。
  張育海最忍受不了的就是平庸。提起一個有望升官的同學,“將來嘛,他會過得很殷實,不到四十歲就禿頂。”邊說他邊模仿那干部派頭:懶洋洋陷在沙發里,倆拇指在肚皮前交叉轉動。
  這高二二能量大,居然一下辦了兩份報紙。一份是牟志京主編的《中學文革報》,發表了遇羅克的《出身論》;另一份是張育海和幾個同學辦的《只把春來報》。這報名是他起的,用毛澤東詩句一語雙關。第二期發表了他寫的《論出身》,與遇羅克的《出身論》相呼應。相比之下,《中學文革報》影響大得多,波及全國,《只把春來報》也跟著沾光。我幫他們賣過報,沿街叫賣。人們一聽是四中辦的,又和出身有關,爭相搶購。
  高二二辦報鬧得滿城風雨,高一五不甘落后,由一凡挑頭,決定為大家做一個紀念章。設計方案是馬恩列斯毛并列頭像,下面是“新四中公社”幾個紅字。用盡渾身解數,我們從七機部搞到最佳鋁板,托人找中央美院藝術家設計,最后到琺瑯廠制作模具。待模具做好卻節外生枝:上面有指示,不許把毛與四大領袖并列。
  1967年深秋,高一五和高二二糾集了十幾號人,前往永定門外琺瑯廠。行動指揮是張育海和我們班的徐金波。打仗先布陣——史康成、郎放和吳偉國守在廠門口,騎車待命;從廠門口到車間沿途安插幾個腿腳利索的,裝成閑人。由一凡出面跟廠方交涉,張育海如影隨形。威脅利誘無效,一凡懇求管模具的劉師傅沖個樣品作紀念。劉師傅遞過樣品,張育海一把搶走模具,奪路而逃,幾經轉手傳到大門口,由史康成和郎放打掩護,吳偉國騎車揚長而去。工人們邊追邊喊:“抓住那瘦高個兒,他是帶頭的……”張育海早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廠方扣下三人質,卻問不出所以然,只好放人。
  在六齋勝利會師,七嘴八舌,從不同角度回放驚心動魄的一刻。張育海有點兒心不在焉,用口哨吹起《斗牛士之歌》。
  1968年秋,工宣隊要隔離審查他,據說與一個“反革命集團案”有關。他倉促做出決定,先到云南農場落腳,然后參加緬共人民軍。臨行前他跟朋友告別時說,京城終歸容他不得,與其如此,倒不如去個天高皇帝遠的地方,活個自在。
  1969年春,他跨過邊境參加緬共人民軍,同年夏天在戰斗中犧牲,年僅21歲。他從緬甸寫給朋友的幾封信,死后在知青中廣為傳抄。就在死前沒幾天的信中,他這樣寫道:“……我們還年輕,生活的道路還長……不是沒有機會投身于歷史的潮流,而是沒有準備、缺乏鍛煉,到時候被潮流卷進去,身不由己,往往錯過……”
  我有一首《星光》是這樣開始的:“分手的時候,/你對我說:別這樣,/我們還年輕,/生活的路還長。/你轉身走去,/牽去了一盞星光。/星光伴著你,/消失在地平線上……”

    很多年,一直有個漂亮高挑的女人,以“小四女友”的身份出入他母親家。她告訴老人,她在等著張育海回來。


  十

  1965年,我剛進校門,四中成了北京市教育局“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試點,高二二成了全校的重點,那里出了個反動學生牟志京。這一心理傷害有如巨大的陰影,催人早熟,使他們成為特殊的群體。
  而牟志京本人早就從這陰影中跨出來。他生性樂觀,思路敏捷且與眾不同。按一個朋友的說法,他是從不說套話的人。他高顴骨,寬鼻梁,專心傾聽別人說話。我去過他家。那是個溫暖和睦的家庭:父親在鐵道研究院搞翻譯,母親是繪圖員,他有個可愛的妹妹。 
  由于和同學交換日記看,被揭發出來作證據,于是他成了“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他倒并怎么不在乎,真正激怒他的是另一件事。“一天,我從操場踢球回到教室,”他后來跟我們說,“很多同學圍觀墻上一張小字報,我也探過頭去,上面寫著‘牟志京是愛情至上主義者’。我一下子就想到自殺,因為我不能允許別人踐踏我的感情領域。當時兜里有兩塊多錢,我決定大吃大喝一段,然后自殺……”
  按天性他不會自殺,再說還有很多大事等著他去干。
  他頭一次聽到“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時感到震驚,馬上到清華附中貼出批判的大字報。緊接著在中央音樂學院的辯論會上,他上臺發言批對聯,幾個女紅衛兵沖上來搶走話筒,并朝他臉上吐唾沫。幾個在場的四中同學上臺揭發他是反動學生。在四中組織的批判會上,他不僅不屈服,反而為另一個同學打抱不平,結果被殺氣騰騰的劉輝宣打掉一顆門牙。
  那年冬天,牟志京在街頭看到《出身論》的小字報,通過上面地址找到遇羅文,談得很投機,于是他決定辦一份鉛印小報,讓此文廣為人知。1967年1月18日《中學文革報》創刊,其中《出身論》占了三個版面,署名“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的真正作者是遇羅文的哥哥遇羅克,他成了《中學文革報》的主筆。
  18歲的主編牟志京,當時并不知道《出身論》的作者是誰。他追述與遇羅克初次見面時的印象:“他相貌奇特,個子不高,背駝得厲害,臉色極蒼白,深度近視,眼鏡一圈一圈的,但目光犀利,聲音洪亮,機智幽默……那時正是冬天,在他家住房邊搭的稱為‘冰窖’的小屋里,我感到非常溫暖……”

  《中學文革報》供不應求,不斷加印。那一陣,四中門口擠滿來自各地的人,焦慮與期盼的眼睛像大海中的泡沫。他們一共出了六期,直到中央文革公開表態批評《出身論》。牟志京召開編輯會,說誰要是沒有準備犧牲可馬上退出。無人退縮,全體都留下來。
  1968年年底遇羅克被捕,1970年3月5日在公審后被處死,年僅27歲。被捕前他對牟志京說:“我覺得對不起你,你這么年輕,我把你拖了進來。”最后他把一封“致毛主席的信”托他保管。遺憾的是,此信在輾轉藏匿中遺失了。
  1975年秋,我和劉羽去五臺山,路上把錢花光了。經大同回北京,我找到在鐵路局當工人的牟志京借了五塊錢,并在他們宿舍過夜。那天晚上,牟志京瘋狂地拉著手風琴,他瞇起眼咧開嘴,如醉如癡。


  十一

  趙京興比我低一年級,卻比我早熟得多。剛滿18歲,他已通讀過馬恩列斯全集,僅《資本論》就讀了六遍,精通黑格爾、康德、費爾巴哈等西方經典哲學,并寫下《哲學批判》和《政治經濟學對話提綱》等書稿。在隨革命退潮而興起的讀書熱中,由師大女附中同學摘抄部分書稿,油印成冊,在北京中學生中流傳。還記得初讀時我的震驚程度,雖說每個字認得,卻不懂大意,而且一看就串行——這個跟我同姓的家伙讓我生氣。
  趙京興出身貧寒。父親是裁縫,平日穿緬襠褲,光脊梁,又黑又胖。一個與文化毫不沾邊的家庭,居然出了這么個哲學家。
  他公然反對“上山下鄉運動”,并寫大字報貼在學校。他認為,由于每畝地平均人口增加,必然加重農民負擔,把城市危機轉嫁給農民。他年輕氣盛,口無遮攔,將生死置之度外。
  在原生物實驗室召開的第二次批斗會上,主持人大喝道:“趙京興,你狼子野心,竟然要批判毛澤東思想,是可忍孰不可忍。”趙京興先引用馬恩兩卷集某頁某段的一句話:“批判就是學習,批判就是革命”,接著他理直氣壯地說:“我在四個方面發展了毛澤東思想”,并一一作了具體說明。
  他的言論可謂石破驚天。比如“文化大革命是社會矛盾的總爆發”;比如“社會主義走到文化大革命這一步,就像火車頭一樣在那兒左右搖擺,不知道往哪兒去了。”他在日記中寫道:“伴隨著人們的地下活動,將會出現新的歷史舞臺。”他在《政治經濟學對話提綱》中寫道:“要讓商品經濟打破計劃經濟”。如此大逆不道,自然會招致種種處罰。
  1968年年底,我在史康成家見到趙京興的女友陶洛誦,她是師大女附中高二的學生,穿著一身不合時宜的白色連衣裙。至今還記得她說的一句話:“趙京興不反毛主席。”和艱深的哲學筆記一起,還流傳著陶洛誦情書中的字句:“少女面前站著一個18歲的哲學家。”
  陶洛誦長得挺漂亮,卻被百萬莊一個號稱“俊男美女鑒定專家”的人評為79分。后來一打聽才知道美女的標準是維納斯,俊男的標準是大衛。
  一凡和我在家練習氣槍打靶,靶紙是沖洗報廢的照片,包括我們自己的頭像,背后墊著《紅旗》雜志,為了回收氣槍子彈。正趕上趙京興托我們為陶洛誦放大標準照,順手把一張廢照片當靶紙。這事不知怎地傳了出去。有一天,趙京興來借書時說:“陶洛誦讓我問問,你們是不是特別恨她?”
  1968年冬,接連下了幾場大雪,格外寒冷。六齋越來越冷清,大多數住戶先后去插隊了。校園人跡稀少,大字報棚區空蕩蕩的,只有幾張告示。
  在一個小院里,有四個學生被工宣隊隔離審查。其中包括趙京興,他是公安部欽定的“要犯”。他總是笑瞇瞇的,埋頭讀書,沉浸在冥想的世界中。他的興趣正從哲學轉向政治經濟學。
  除了趙京興,還有我們班兩個同學,一個是劉輝宣,一個是史康成,正好關隔壁。他們分別因宣揚或反對“血統論”而在押,殊途同歸。看守是同學,睜一眼閉一眼。我常去看望史康成,給他送書或捎口信,碰見劉輝宣也打個招呼。他們四位相處融洽,早晚攏火,互相借用火鉤子,順便交流案情或讀書心得。

  1970年2月,趙京興和陶洛誦一起鋃鐺入獄。

  (未完待續)

北島:北京四中(三)/四中的紅衛兵

  十二

  從1966年10月起,北京中學造反派逐漸取代了“文革”初期的紅衛兵(簡稱老兵),成為主流,但很快就出現了分裂。1967年春,由于中央首長4月3日和4月4日的兩個講話而形成“四三派”和“四四派”。“新四中公社”屬于溫和的“四三派”,或稱“四三點五派”。
1967年4月底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柳絮飛揚。“北京老兵合唱團”在北京四中的食堂排練《長征組歌》,由劉輝宣指揮,當“烏云遮天難持久/紅日永遠放光芒”的樂句爬升到高潮處,總是被他的咆哮打斷。中間休息,一幫合唱團男生聚在校門口曬太陽。

  當時我正和同學在傳達室抄大字報——那年頭用不著看大門的,傳達室被征用了。隔窗傳來陣陣閑聊,繼而起哄架秧子,驟然轉向叫罵與追打。只見他們從校門外拖進一人,拳打腳踢,拽四肢用頭撞樹。據說是兩個追趕游行隊伍的外校男生,騎車路過,與合唱團的人發生口角,一逃脫一生擒。

  這回可捅了馬蜂窩。對手是北京建工學校“飛虎隊”——鐵桿“四三派”,以英勇善戰而威名遠揚。因武斗有人陣亡,他們全副武裝抬尸到北京衛戍區抗議示威。有人報信,“飛虎隊”掉頭殺將過來。

  那是原始版“閃電戰”:先狂轟濫炸——無數石塊飛進校園,擂動大地,砸碎房瓦玻璃。緊接著“飛虎隊”隊員沖進校門,兵分兩路,迅速占領制高點,院墻上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封鎖校園。他們頭戴柳條帽加防護罩,手持鋼管式長矛。先鋒部隊開路后,主力列方陣層層涌入,殺聲震天,由一口棺材壓陣。

  “老兵合唱團”紛紛逃向校園盡西頭的食堂。幸好“新四中公社”與“飛虎隊”是一家人,在我們勸阻下,減緩了大軍的推進速度。

  突然從宿舍小院斜沖出一人,赤手空拳,破口大罵,攔住大軍去路。他就是劉輝宣。頓時他被十幾個“飛虎隊”隊員團團圍住,長矛從四面八方指向他,矛頭在陽光下閃著寒光。班主任田傭老師帶著我們幾個同學一擁而上,用身體護住他,一邊為他求情,一邊連拖帶拽,把他護送到宿舍小院,他還是罵不絕口。

  大軍如潮,棺材如舟,繞過這漩渦繼續向前。劉輝宣又出現在食堂,在他帶領下,合唱團的散兵游勇高呼口號,但一見大軍壓境,長矛林立,劉輝宣只好下令:“放下武器,撤!”合唱團男生扔掉棍棒,各自逃生;女生尖叫著,亂成一團。我們竭力把雙方隔開,勸合唱團的脫掉軍裝——這“老兵”的身份標志,混進人群中。少數躲進食堂與院墻的夾道中,最后翻墻逃跑。由于我們介入調停,這場血腥的武斗只造成少數輕傷。老兵最大的損失是,那些停在食堂周圍的錳鋼自行車被砸得稀爛。

  因寫中篇小說《當晚霞消失的時候》而出名的劉輝宣回顧說:“那時我們學校有一個群眾組織叫‘新四中公社’,取巴黎公社之義,是我們的對立面。他們當中有一個同學叫楊小青,和我們積怨甚深,見了面就怒目而視。后來有一次外校的武斗打進了我們學校,混戰中我陷入重圍,楊小青拼著命將我救了出來。但事后我們見了面還是怒目而視,管這叫‘堅持原則’。但我心里卻尊重他,當時就敬重他……”


  十三

  1968年春,學校來了幾個不速之客,直奔原校長室小院東側盡南頭的“革委會教育革命辦公室”,門口還掛著“中學紅代會作戰部聯絡處”的牌子——這里也是北京中學“四三派”唯一的常設機構。
  他們是北師大學生,因持有中央文革小組的介紹信而顯得驕橫,把桌椅弄出聲響。此行目的嘛,是為了調查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下的高考制度,即舊高考制度如何打擊工農子弟,保護黑五類子弟。

  曾主管高考的前教導主任屈大同應聲而至,誠惶誠恐,但他心里有數——“文革”快兩年了,什么陣勢沒見過。讀罷介紹信后沉默片刻,他悠悠嘆了口氣說:“恐怕我得讓你們各位失望了。”事實是,四中高考升學率在百分之九十五左右,但同在分數線以上,往往是出身不好的被篩選下來。他說:“告訴你們,每個學生的檔案袋正面是張表格,表格右上角就是中學政審意見,只要建議不錄取,考出大天,也上不了大學。”

  屈大同本人就是國民黨少將之子,熬到名校教導主任,深知其中奧秘。見來訪者滿臉驚色,他更加得意:“給你們舉個例子,知道錢偉長是誰吧,大名鼎鼎的科學家兼教授,也是個大右派。他兒子錢元凱就是由于政治鑒定不合格,成績再好也沒用,哪個大學都沒錄取。這就是黨的階級路線。”

  屈大同是錢元凱的高三班主任,曾對他發誓說出身問題絕不會影響升學。于是錢元凱報考了清華大學,雖獲華北考區總分第二名,竟沒有被任何大學錄取。1958年9月,他到石景山鋼鐵廠當壯工,兩年后改車工,他在勞動中堅持自學。由于愛好攝影,1968年他自制了照相機等攝影器材,后調到北京照相機廠,從技術員熬到總工程師,成為照相機技術理論的權威。

  高考落榜后,父親對他說:“上學的機會是受人控制的,但讀書與實踐才是獲取知識的主要課堂,在這個學校中學習的權力只掌握在你自己手中,是任何人都剝奪不了的。讓學習成為一種生活的習慣,這比任何名牌大學的校徽重要得多!”這番話他一直記在心中。

  要說人生這苦酒,最初是他跟老師共同釀造的,卻不能分享。每逢校友聚會,只要聽說有錢元凱參加,屈大同退避三舍。


  十四

  1968年夏秋之交,北京出現了一個署名為“紅衛兵6514部隊”的秘密組織,神出鬼沒,到處張貼大標語,諸如“揪出鎮壓北京中學文革的小爬蟲李鐘奇!”“鎮壓學生運動的人沒有好下場!”“公社的原則永存!”同時張貼的還有油印小報《原則》。
  其實這是我們班五六個同學干的。那番號有虛張聲勢之嫌,要破譯并不難:四中高一五班六齋,反之“6514部隊”。
  1968年春,由于對中央精神解釋的歧義和大學各派組織的介入,“四三派”與“四四派”的沖突不斷升級。為了控制局面,工宣隊和軍宣隊進駐北京中學,成立“革委會”。當時負責中學軍管的是北京衛戍區副司令李鐘奇。
  “文革”草率收場,我們有一種被出賣的感覺。與此同時,在兩派沖突的背后,傳來“老兵”意味深長的挑戰,什么“二十年后見高低”,“你們有筆桿子,我們有槍桿子,看將來是誰的天下?”
  無論在校園小路或字里行間,到處投下他們傲慢的身影。這來自“血統”的傲慢,僭越歷史的傲慢,年幼無知倒也罷了,關鍵是他們從未有過什么反省(除少數例外)。這是一種深深的傷害,包括對他們自己,這傷害四十年來依然有效——“平民”與“貴族”的界限有如歷史的傷疤,至今沒有愈合。

  “紅衛兵6514部隊”在行動——并不是和一個名叫李鐘奇的將軍過不去,而是為了在官史中留下潛臺詞,讓本來順理成章的敘述出現漏洞。我們白天刻蠟板印刊物刷標語,半夜出動,甚至把標語貼到衛戍區司令部對面的墻上。
  一天半夜,我們騎車蹬平板三輪,來到西長安街小巷深處的北京六中,那兒離天安門不遠。在校門外磚墻上剛貼完標語和《原則》小報,從校園內突然沖出十幾個男生,手握壘球棒和彈簧鎖,而我們只有掃帚鐵桶。對峙中,雙方身體幾乎貼在一起,甚至能聽到對方的呼吸。我心跳加快,血向上涌,頭腦一片空白,從對方眼中能看到自己渴血的愿望。那是人的原始本能,可追溯到古老的狩獵和戰爭,在某些時刻仍在控制著我們。
  僵持幾分鐘,如同世紀般漫長。我們后退一步,在對罵中走開。撤退速度要把握好,太快太慢都不行。走出小巷,來到長安街上。秋風乍起,我不禁打了個寒顫。

  《原則》總共辦了三期,無疾而終,幾乎沒在世上留下什么痕跡,除了在我們心中——我們一夜之間長大了,敢于挑戰任何權威。而在剛剛拉開序幕的“上山下鄉運動”的浪潮中,所有原則必須修正、變更或延伸。


  十五

  1968年冬,我們一行十余人,包括田傭老師,到河北安新縣白洋淀地區進行“教育革命考察”。這有點兒不可思議,在席卷全國的“上山下鄉運動”中,我們就是教育革命的對象。這旅行多少帶有那時代的瘋狂印記。

  我們正趕上武斗高潮,由省軍區和38軍分別支持的兩派打得天昏地暗,戰火波及白洋淀——那是抗日根據地,農民有著豐富的實戰經驗。
  剛住進縣委招待所,就接到訃告及追悼會通知。在縣城攻防戰中,控制縣城的一方七人陣亡。在人家地界別無選擇,我們除了獻花圈,還把魯迅的詩句“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抄成巨幅挽聯,橫掛在街上。高音喇叭播放著哀樂。我們走進停尸帳篷,向死者三鞠躬。那是我頭一次目睹死人,有男有女,皮膚蠟黃,在陽光反襯下呈半透明狀,讓人想起皮影戲。更可怕的是那股惡臭,要盡力屏住呼吸。
  作為來自北京的代表,自然成了“毛主席派來的親人”,造反派頭頭和死者家屬一再挽留我們作流水席上賓。婉言謝絕,我們回到縣委招待所,一陣干嘔,省了頓晚飯,在昏暗的燈下長吁短嘆。
  為安全起見,調查先從城關中學開始。那些農村孩子讀書之刻苦是超人的:起早貪黑,伴著油燈熬夜,沒有娛樂,居住伙食條件極差。他們的心愿就是進城讀大學,徹底改變綁在土地上的命運。由于名額有限,要遠遠超過北京人的標準線才有錄取的可能。這讓我們震驚,按這個標準,北京四中有一半考不上大學。這種社會的不公平,遠在我們的想象之外。
  烽煙再起,對方開始攻打縣城。槍炮聲不斷,特別是晚上,子彈呼嘯聲讓人難以入睡。縣城隨時都會失守,而縣委招待所是主要的攻擊目標之一。田傭老師腰扎草繩,躥出招待所大門偵查火力。只見他貓腰躲避,繼而匍匐前進。招待所看門的老頭細聽槍聲后打哈欠說,敵人還很遠著呢,不耽誤睡覺。
  龜縮在縣委招待所十來天,除各種傳聞,對外界一無所知。在背后軍方的壓力下,雙方終于坐下來談判。我們乘頭一班去保定的長途汽車,逃出圍城。
  回北京不久趕上過春節。在同學聚會上,杯盤狼藉,醉后高歌痛哭。寫舊體詩詞成了時尚,互相唱和,一時多少離愁別緒!北京火車站成了我們最后的課堂,新的一課是告別。

      (完)
  
—— 原載: 民間歷史網站  July 21,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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