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滔天駭浪中見聞行思--北大文革經歷
滔天駭浪中的見聞行思
——我在北大“文革”中的經歷

杜自南

一、序  曲

    這天下午,駐隊工作組中的北大中文系師生,孫靜老師、楊富新老師和馬集琦、林維俊、蕭蔚彬、郭正凌、陳抗、盛冬鈴、胡平生、杜自南等八名同學,臨時被召集到房東南屋那張大炕上開會,楊富新老師傳達從北大返回帶來的新消息。工作組的另一部分人,來自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767部隊的五六名干部,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的幾位同學,都干別的事去了。時間在1966年5月28日。

    走進南屋,有的上炕盤腿坐下,有的站在地上,有的挪來一條板凳擠著,氣氛寬松而和樂。楊老師居炕中央,一直埋頭看他的筆記本。大家小聲交談著。我又翻出本本上的《卜算子•貓》:“常喜炕邊蹲,有時滿地跑。生來耗子是仇敵,見魚咪咪叫……”,碰了碰旁邊的蕭蔚彬,顯示給他看。那是他一次和767部隊一位雅號“小貓”的同志開玩笑時作的,旨趣清雅,活潑形象,順手就記到我本本上了。正在熱鬧興頭,楊老師抬起頭來,神情凝重,望著大家。主持人宣布,“我們會就開始吧!”

    楊老師說開了。他講了前些天他回學校看到的形勢,了解到的許許多多前所未聞的情況。說北大很緊張。5月25日下午兩點過,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和另六人一起署名,在大膳廳西墻貼出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干些什么?》揭開了北大斗爭的蓋子。又說,“聽說彭真出了大問題……中央斗爭很激烈。”我們這一聽,全給愣住了,心里騰騰直跳。屋子里的空氣,頓時鐵也似的凝固起來。散場時,會前那種和樂與寬松蕩然不存,大家表情嚴肅,相視無話。平生和抗兄匆匆趕回他們所在的霹破石大隊,那里還有工作組成員,北京京劇院頭頭之一的蕭甲同志(即后來被江青點名批判的“阿甲”),在等著他們倆一起商量明天的活兒呢。

    雷霆在天宇滾動……暴風雨,就要來了。

    還是前年,1964年10月17日,就是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的第二天,我們系三年級以上的同學和部分老師,包括朱德熙先生在內的一二百人,隨北大南下社教工作團,登上開往武漢的列車去湖北江陵,參加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
    第二年7月返校。秋季開學后上了一個月半的課,我們文四(二)即古典文獻專業班“專書講讀”課、由孫欽善先生講授的《論語》剛剛結束,正盼吳競存先生上《孟子》和其他老師開新課。突然上邊又下令關門!學校聲言是北京市委奉上峰之命通知,高校高年級學生必須繼續參加農村的“社教運動”。如此,誰能不服從!全班分成兩撥,又被趕往居庸關外延慶縣的山村。郭、陳、盛、胡、杜五名同班,分去永寧區大莊科公社鐵爐大隊和霹破石大隊,另十幾名同學則開往另一個公社。此時北京全城已卷入批判吳晗歷史劇《海瑞罷官》的熱潮,戰火已燃向“三家村”。在內心,我們都不愿撂下書本。學生么,理所當然該上課,把書讀好再說,北京又不是像當年日本人打進中國那樣“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為什么不讓讀書?可時局如此,書讀權被剝奪了。心中的愿望就讓它嚴嚴實實封住,鼓起熱情再去搞一場“四清”吧。
    五年級(61級)快畢業了,這回得到豁免,不再二度奔赴前線,留下來完成他們的學業。臨行前,他們全級在19齋西側平地上,為我們即將出發的全年級舉行了一場樸素的歡送會。他們編出歌子,唱道:“親愛的同學啊,唐詩宋詞先放下,回來再讀它。去吧,那里貧下農對你有多少話……”!打動著大家的心。在當時,這也算他們對我們能唱出的肺腑之言了,盡管其中的旋律飽含不盡的無奈與同情。春節過后,1966年2月末,我們從學校又返回戰場。

    就這樣,我們才在鐵爐村聽到“據說彭真出了大問題……中央斗爭很激烈”和聶氏大字報貼出的傳達。三天之后,北大師生奉命急急返回學校,投入“毛主席親自發動并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史無前例的偉大斗爭”。

二、從“五•二五”到“六•一八”

    汽車盤旋出軍都山,一片又一片杏樹早已花謝,吐出了翠翠的嫩葉,最終消失在車后。這是個晴天,6月1日,我們回到北京大學。

    校園里,往日的寧靜、和祥、厚重、宜人的風光,消失得無影無蹤。到處是大字報,到處是大標語,到處是“揭開一個大陰謀”,到處是“陸平黑幫的罪狀”……人潮人涌,不言不語,神色嚴峻。還有巨幅標語寫著“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暗示問題的嚴重性。讓人一下子給打入一個迷茫的汪洋……

    大膳廳,這個在平常能為二千多學生提供可口膳食(全校11個學生食堂),晚上就放電影的地方,位處校園中心區,從內到外布滿紅紅綠綠的“揭發”和“聲討”。廳外那片疏疏朗朗、原來讓人很感親切的林地,繩繃如蛛網,掛滿大字報。《陸平該殺!!!》為標題、其字大如斗的一張,搶先撲來眼前。大字報駭人聽聞的內容,各種各樣的材料,豐富之極的揭發與批判,怎么也看不完。人們漂浮在隨風飄蕩的大字報海洋中,默默移動,沒有激動,沒有呼叫,一邊看,一邊記,一邊沉想……馬路兩旁,學三、學二、學六食堂,直到二院、五院,無處不是大字報。各系(全校18個系)高年級在外“四清”的同學,已全部返回。全校人馬沸騰奔忙,一片熱烈。

    班上的同學不再如往昔上課時那般親和,讓人感到在互相開始戒備。這有點可怕。只有平時一向友好的同學,還能開懷過從,交換對形勢的感受。全班開了一次會。照系上的布置,團支部號召大家揭發批判,積極投身運動。
中央已改組北京市委,彭真下臺,李雪峰接任,并決定組成以中共中央華北局秘書長張承先為組長的工作組,派進北大領導運動。張承先一來,就進駐臨湖軒。那是從前司徒雷登坐鎮燕京大學時所居的宅院,座落在未名湖南岸的小山上,中西合璧,設計典雅,風景秀麗。他挑來作自己下榻之所和居高臨下的辦公重地。中文系工作組成員,說是來自文化部和海軍總部。負責我們班的三名“欽差”,有個姓鄭的,每次開會,都先大批判一通,然后一個勁教訓大家“要在這次運動中脫胎換骨”,“不要象阮籍嵇康那樣……”真是侮辱,大家很是反感,覺得此人沒什么水平,應該滾蛋。

    我們在湖北、又在延慶一連搞過兩次“社教”,熟悉毛澤東主席制定的“二十三條”也懂得一些群眾運動的搞法之類。“二十三條”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些當權派有在下面的,也有在上面的,甚至有在中央主張搞資本主義的人。”這場來勢洶洶的“文化大革命”,應該是“社教”運動的繼續和延展,重點打擊對象我們心中并非沒數,而留給歷史的是非讓史家去論。工作組宣布了許多禁令,學生和教職員工不得越軌,都得照他們的條條框框行事。沒過多久,熱烈的局面萎縮下去。人們被約束在屋子里坐而論道,自由活動時間減少。

    來了一個通知,要全校黨團員(筆者“社教”中入團)在學三食堂集會,由工作組全文傳達《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組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其意在通過傳達向全校公開彭真的罪過,激起群憤,推動斗爭。《提綱》說,“文化大革命”是“學術討論,”不能擴大范圍,通過“討論”求得真理。彭真還“有意保護吳晗”。彭真說:“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管他中央主席也好!”態度強硬,沒把中央主席當回事。這就犯了大忌!《提綱》本是黨內密件,在地方,據說要17級以上黨員干部才能與聞。全文很長,聽得我們驚心動魄而又發人深思。其矛頭所指,不言自明。長期以來之“勢”業已積成,彭真等人的“真理”再堅剛,也會在這種“勢”的迎頭碰擊之下化為灰燼。

    這時候又有傳聞,說是汪東興指示,派出了幾輛卡車,滿載了趕印出來應急的四卷本《毛澤東選集》開進北大。由此筆者也買到一套。說也奇怪,偌大北京市此前各書店看不到一套《毛選》。現在得到了如獲至寶。《毛選》到校,對全校運動向縱深推進,無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們拼命閱讀。《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南京政府向何處去》、《敦促杜聿明投降書》、《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等等,更是翻來覆去念,以此武裝思想。

    我們日夜趕寫大字報,三天兩頭去庶務科領來大捆大捆紙張,提來大桶大桶漿糊。有一次分給我的任務,是去物理系調查材料,整理出物理學家褚圣麟的“三反言論”,讓它湊上貼在大膳廳東墻那份分工合作、長而又長的《北大反動學術權威三反言行錄》的大字報。任務完成,得意洋洋,以為有功于運動。稍后,不知是哪些人趁夜砸進南閣,轟搶出學校一批檔案。各系組織力量,去校長辦公室查閱那批機要文書,從中撈出揭批“走資派”、“反動權威”、“有問題者”的依據,讓他們“罪出有憑”。筆者被派去檢閱了中文系“左派教授”老黨員張仲純的案卷。這位“紅色教授”在國共兩黨爭奪東三省時,有過所謂“變節行為”,通過查閱將相關原文錄出,條分縷析,提供給系上攻擊張仲純的人利用的炮彈。

    班上22名同學在工作組問題上出現分歧,互相側目的動靜,在大字報上時有反映。隨運動進展分歧加深,到后來嚴重對立。本是“四海之內皆兄弟”,由運動搞成這樣,真是可悲。

    一天,筆者在“三角地”人群中看大字報。二膳廳東門前的馬路上走來三兩長者。其中一人矮個、金邊眼鏡、紅潤容顏,肩背微駝。他發色稀疏而花白,胖胖乎乎,揮著一柄蒲葉扇,眼神中隱隱透出一種威嚴,隨著陪同,慢行慢觀。“曹市長!曹市長!”有人認出了他,這么高呼。原來,他竟是曹荻秋!上海市市長,中央委員,一位資深的革命家。傾刻間,被包在人群中。大家對他很客氣,請他講個話。這時,有個機靈鬼高高舉起一張方凳子,傳至當中,一位同學攙著他站于凳上。這場面一定感動了他。揮揮扇,這位大市長開口了:“大家好,同學們好!你們的大字報寫得有內容,我來向你們學習。你們要好好聽毛主席的話,把文化革命搞好……”慢句慢句重慶話,聽得大家哈哈笑。一位上海大市長,位尊權重,豈是等閑之輩,竟在如此背景中拋頭露面于鬧哄哄的學生群,其平易風范贏得大家的禮尊。

    轉眼間到了6月18日。連天以來,此伏彼起避開工作組揪斗“黑幫分子”、抓批“反動權威”、勒令“老實交代”的自發行動,在校園內到處出現。狂熱此日達于高潮。上午10時許,哲學系歷史系等同學合住的38齋東門前場地上,人頭攢動,“打倒”聲一浪高一浪。平臺上已押來彭佩云、張學書、馮定、馮友蘭、翦伯贊、朱光潛等一批重量級人物,還有一串“二三流”的陪斗者。他們被分成前后兩排站著(平臺不夠長大),有的頭低得很下。呼喊聲中推上一個“噴氣式”,推上一個“噴氣式”。人群情緒激昂,喊聲震天,深怕顯不出革命性,筆者也是這樣。喊了一會兒不喊了,擠著光看,在想…… “這樣下去到頭了,國家會是怎樣一個局面?擔當學術、文化、科學技術的推動者都成罪孽,這樣被踩到腳底下……”拉倒,別想了,隨大流吧。如此狂轟濫炸持續到大約午后1時左右。除了這里,別的地方也有大揪大斗“陸平黑幫”、“反動權威”、“摘帽右派”之類事發生,“殺豬出谷”,動手抄家,轟轟烈烈。這就是1966年初夏發生,隨即傳遍全國、震動全國、影響全國的“北大6.18事件”。張承先工作組雷霆震怒,把它打成“反革命事件”。“6.18”之后,各系各部門工作組加緊控制,層層清理,人人過關,迫使同學說出在事件中的表現與態度。還殺雞給猴看,處分了一批“不良分子”。不少人害怕運動后期“秋后算帳”,57年悲劇在北大重演,手腳縮回,狂潮一時扼住。人們背著工作組往外校跑,學習取經,積蓄力量,俟機卷土重來。對工作組的鎮壓則咬牙切齒……

    月底,中央宣布1966年停止高考的決定登上《人民日報》,全國上百萬應屆畢業的高中生和同等學歷青年想上大學的路斷絕。這將產生難以預料的社會問題,我們私下也悄悄議論。


三、中央文革的直接干預和工作組的垮臺

    7月1日,我們從《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看到“毛主席暢游長江”的醒目報道。運動全面開花一個月了,都不見媒體贊頌偉大領袖在京的動靜。原來,他老人家“會當擊水三千里”去了。我們意識到,此舉饒有深意。它在昭示天下,毛主席非常健康。同時暗示對手們,主席擁有無與倫比的物質與精神的力量,戰無不勝。此時此景作長江暢游,其用意的云詭波譎,虛實閃爍,與廬山會議后期他拋出彭德懷之后,一日深夜突然異地而眠的舉動,遙相呼應。這時,他72歲。隨后,偉大領袖回到北京。

    同日,陶鑄來北大演講。這位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兼廣東第一書記的老革命,已成中央文革小組一名副組長。演講在西校門那座雍容華貴的辦公樓禮堂進行。我們班坐禮堂后排樓座。未容納下的師生員工,就在樓外聽現場播音。陶鑄瀟灑自如,留個平頭,大家早曉得這是一位“才子派”大書記,中學課本上都有他的《松樹的風格》。他講了很多,無非是“文化大革命”的意義、批判“反動權威”之類。留給筆者印象深刻的,是他這么說,“我四書五經只讀了兩斤(經)半,很輕,所以我沒多少學問。沒有那個資產階級的‘學’啊,也沒有那個資產階級的‘問’哪。只是無產階級的學問多了一點……”全場轟地大笑,覺得妙趣橫生,贏得滿堂喝彩。他的演講,給大家很大鼓舞。

    幾經起伏,全校掀起反工作組的熱潮。樊立勤、許博淵、雷向東等這些出頭鳥,不顧槍打,成為反工作組的急先鋒。張承先們陷入四面楚歌。

    7月23日,首都百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集會,聲援越南的抗美救國斗爭。北大同學幾乎傾校前往。筆者因感冒沒好沒有去。午后3點過,宿舍窗外“撲撲撲”傳來腳步聲,揚起篷蓬塵土。樓道也有人飛跑下樓,連呼“中央首長來了,中央首長來了,快……”
    筆者迅速出戶關門,飛也似下樓往人群跑的方向跑去,直到哲學樓東側,隔一個藍球場的燕南園西坡墻下的馬路邊。揀個好位置,離坡墻平臺約莫10米的地方站著。這時坡墻之下,球場四周,已經站了百余人。好大一會兒,從園內遮天林木的濃蔭下走來四五個人物。這居然是江青、陳伯達、王力和另幾名未知姓名的首長!很快,他們向著大家,錯錯落落走到平臺上。江青躍然居中,陳伯達在左,王力站右……
    江青一個勁笑,容光煥發,使她黑黑的短發更顯烏亮,短袖著裝的天藍顏色更見鮮明。陳伯達老成持重,有些木訥,跟他米色衣著、敦實身量恰成協調。江青揚揚手,迸開她那閃閃顫顫的而卻純正的普通話的話音:“同學們,你們好!我代表毛主席,代表黨中央來看你們啦……”,震天價掌聲,震天價歡呼。“毛主席萬歲!黨中央萬歲!”“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接著她說,“你們辛苦了!聽說你們日夜鬧革命,寫大字報,批判資產階級,批判陸平這些走資派,你們很辛苦……”,又一片歡呼。“革命是個大熔爐,最能鍛煉人哪!干好革命,你們還要一要吃好,二要睡好,才有個好身體”,她繼續說,“我今年53歲了,身體還很好,決心和你們一起戰斗……”最后,她振臂高呼“北大同學革命萬歲!”把場面的激情推至高潮。伯達同志也講了。他滿口閩南話,誰也聽不懂,只聽清了將“聶元梓”說成“聶完紀”,多謝王力隨語翻譯,才明白他說些什么。

    這一下,北大的狂熱就烈火烹油,熾焰萬丈。張承先的好日子,看來要到頭了。大字報調子升級,說工作組在北大執行“鎮壓群眾的路線”。過了兩天,25日晚,有同學看見了葉劍英元帥、楊成武、廖漢生、傅崇碧三將軍,在我們32齋樓下看大字報。一群同學纏住他們,終于請到他們上樓,走進我們隔壁文學四班那間寬大的230室,和擁來幾個班的一大屋人座談。葉帥一點架子沒有,進屋先摸摸一張下鋪(上下床),說,“噢,沒墊褥子,這冷不冷?”同學們一下子沒了拘束,答道“這還是夏天哪……”惹得滿屋歡笑。接著又跟大家 “拉家常”,鼓勵大家搞好運動,還問“食堂的飯菜好不好?同學們吃起來可口不可口?”如此平易,如此親切,和那位大組長張承先恰成鮮明對照。幾位將軍不開口,默默看著大家,有時笑笑。

    工作組的命運決定在7月26日夜晚。

    一過晚飯,我們帶上凳子,爭先恐后奔往東操場。原來,操場上早已萬人涌動(不少來自外校),大會主席臺上坐著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以及新任市長李雪峰。中央文革小組的大員們,成竹在胸,時不時交頭接耳,看看他們的本子。這是要辯論工作組的問題。大會由江青主持。會上安排了七八個北大同學的代表發言。楚河漢界,營壘兩對。一邊旗幟鮮明,批工作組的不是;一邊旗幟鮮明,為工作組說話,羅列贊歌。發言反工作組的,以生物系三年級的樊立勤為代表,他據實而言,析理清楚,博得臺下臺上一陣一陣大掌聲。護工作組的,當以中文系五年級女生李揚揚為凸出,也是據實而言,條分縷析,只博得臺下小得多的掌聲。大會十分熱烈,群情高漲,發言人一個一個上。黑壓壓一片人,后面的條子也不斷傳往臺上(大會遞條子也是北大傳統),幾乎都是康生接。

    忽然,康生站起來,以他地道的山東腔高聲說道:“這里,我給大家念一張條子嘞。這個條子質問我們嘞,你們為什么有偏向?有人發言你們鼓掌,有人發言你們不鼓掌……”老者繼續說,“這個質問沒有道理,我們也有我們的自由么!我們是共產黨員,并不隱瞞自己的觀點,這哪里是偏向嘞!”大臺之下,呼啦啦一片歡呼,報以“雷鳴般掌聲”,筆者也熱血沸騰。一會兒,他又站起來,情緒有些激動,說,“我又念一個條子,這個條子嘞,說我們搞逼供信……我們‘逼’了沒有?誰又在‘供’啦?我們又‘信’了沒有?我倒要問一問,寫條子的人是不是想對我們搞逼供信,去信打擊你們的人?”話已鋒芒畢露,傾向性毫不掩飾。

    當李揚揚發言后,江青騰地站起來,向著人海說,她收到張承先寄給她的一封信。“這個信是用打字機打的,連簽名也是打字機打出的‘張承先’三個字。這是極不鄭重其事的!為什么不手寫?”她很生氣。
    說著說著扯到一邊,居然在如此大會上講出毛主席的兒子,毛岸青和張少華婚姻之事。張正在北大中文系五年級,還沒畢業,怕也是維護工作組的吧。江青說,張少華趁毛岸青生病駐院之機,擅自進入病房趕走照顧岸青的小護士云云。“主席很生氣,不承認這個兒媳婦,我也不承讓這個兒媳婦……”,她越說越激動,“這居然把階級斗爭搞到我和主席的家里去了!”東操場人海一片驚愕,竟聽到這些!原來,“第一家庭”是這樣,一似尋常百姓家,不如人們想像那樣神。世上本無神。主席跟斯諾談話,引伏爾泰的話就說過,人們需要神,沒有神也造一個出來。這場“史無前例”他正在號召這么干。江青沒完,又扯到“我們家早沒有了貨幣概念了……”,更是牛頭不對馬嘴。她還不完,又高聲大呼:“張少華!張少華在哪里?你站起來!”通明的燈光中人們翹首目尋,誰也沒見張“站起來”。

    事后我們聽說,張同學當日連夜跑武漢去了。一個月后,從武漢寄給他們班團支部5分錢團費。她在東語系的妹妹張少林,也因此而受牽連。江青這一舉動,至今令人也匪夷所思,只覺得滑稽。我們這位系友張少華呢,“文革”之后就更名“韶華”了,連“張”字也甩掉。

    一夜的大辯論,工作組的前途兇多吉少了。

    時鐘指到8月4日晚8點。東操場上開第二次萬人大會,繼續辯論工作組問題。朱德總司令,中央文革小組全體,已出現在主席臺上。北大學生的兩派代表交替發言,論爭依舊針鋒相對。反工作組派完全占了上風。陳伯達總結說,“今天晚上,在工作組問題上爭論得這樣激烈,這是階級斗爭的反映。這是無產階級路線和資產階級路線斗爭的反映。”“北大工作組在這里執行的不是革命路線,而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工作組的死刑,由陳伯達這么宣判了。隨后,中央文革小組宣布撤銷北大工作組。最后朱老總作了簡短講話。他沒怎么說“文化大革命”,只教導大家“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把‘文化革命’搞好。”一字一句四川話,大家聽得很清楚。朱總講話中,忽然天降大雨,給主席臺服務的,趕忙為首長們撐開雨傘。江青一手推開,說,“我們沒有那么嬌氣!”大家也看在眼里。幾天以后,一個中午,筆者路過38齋前的大道,看見張承先同志短袖短褲,拿著一只大大的搪瓷缸子和一雙筷子,慢騰騰從學六食堂出來,正往設在44齋內的北大招待所走去,不再回臨湖軒了。筆者對他略略表示了敬意,“不以成敗論英雄”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這位曾在北大成為中央文革階下囚的大組長,榮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部長。歷史多么有意思!

    最為震動的是8月9日前后一個夜晚。在燈光照耀的人叢中,我們看到二膳廳墻上,赫然張貼著題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的文字。這是毛主席所寫原文的一個抄件!全文頗短,只200余字,而內容極重,口吻極嚴。文中所指,并未點名,不少人一看就揣摩到劉少奇在劫難逃,鄧小平好像也岌岌可危了……此前就已有不少相關的傳聞。“一評”到“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時期,毛已多次指出,“赫魯曉夫那樣的人正睡在我們身邊”,“正受到我們的信用”。被指為“赫魯曉夫”的是誰,凡能讀書看報的人沒多少不是心中有數。現在是給人們“破題兒”的時候了。這在其后不久,毛跟埃德加•斯諾那篇著名的談話中,得到了全面印證。要搞掉“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難道非造成一場“史無前例”的公害去實現目標,使國家民族元氣大傷不可?又置憲法、黨章于何地?很快,這一抄件被撕下,蓋上了新的大字報。追查抄件貼出者的威脅,也在同學中不脛而走。
工作組撤離學校后,“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聶元梓任為委員會主任,開始執掌全校大權。

四、“大串聯”行走江湖的日子

    江青、陳伯達等幾次來北大,消息迅速傳遍全國,《人民日報》又發表過《工農兵要支持學生》的社論,人心躁動。從全國各地來北京、來北大的學生天天增加。到處人滿為患。江青、陳伯達、康生這些中央首長,又不斷“支持群眾”,鼓勵學生“把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打成一片。”由此“革命大串聯”風嘯云從,洪波涌起。天南地北的學生爬上不要錢的火車,在全國海走,到處“火燒省市委”,到處“炮打司令部”。

    誰也坐不住了。8月中旬,筆者和王濤、劉成德、盛冬鈴三個同班,乘上經鄭州、西安開往成都的列車。在擁擠的火車上,我們看到身穿綠軍裝、臂戴“紅衛兵”袖套、個子又高又大的北京中學生,輪起皮帶抽打車上一個縮成一團的“地主婆”,皮帶抽身那種悶重遲鈍的聲響,叫人不寒而慄。想一想,當時正在夏天,人人單衣薄衫呢。在成都一星期,卷入了“火燒西南局”、“炮打省市委”的吶喊。8月26日晚,四人融入大隊伍,在西南局門外大街上“靜坐示威”,給李井泉(時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和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施加壓力。幾個小時后,涌進西南局大院,在滂沱大雨中變成落湯雞,喝了西南局的大司務提供給成千成千學生滾燙的紅糖姜湯,才免除了一場可能的重感冒。其后“公私兼顧”,參觀武侯祠、杜甫草堂,憑吊《隆中對》和“玉壘芙蓉變古今”。“8.18”主席在天安門城樓首次檢閱百萬“紅衛兵”的大報道,這時才顧上了細看。當宋彬彬獻上一個“紅衛兵”袖套并為主席套上衣袖時,毛主席問“你叫什么名字?”“宋彬彬!”主席說,“文質彬彬不好,要武嘛!”傳達出他老人家的意向。

    下旬,往重慶。去重慶大學、西南師范學院等地看大字報,會老同學。還看了紅巖周公館、渣滓洞和白公館,憑吊先烈。在重慶我們無所作為,那里運動和成都差不多。九月初,由重慶去貴陽和昆明。貴陽頗遜色,城小,學生也無成渝兩地多。只在貴陽師院看了幾天大字報,又住在那里。貴陽師院學生食堂吃飯,拿搪瓷臉盆蒸出一盆,八個人以竹片平均劃出一塊放碗里,表明貴州生活的清苦。在貴陽,又想起重慶那件趣事。一天,我們在沙坪壩街上,看一堆人辯論。一位小腳老太正數落學生無法無天。學生說:“革命造反好得很!”老太太說:“革命造反壞得很!”學生又說“<十六條>”,好得很!”老太太又說:“<十六條>壞得很!”這下壞了,老太太苦了。學生指她“你膽敢反對毛主席<十六條>,反革命!”要把她扭送公安局。老太太懵了,嚇壞了。學生只是嚇唬她,并沒送去見官。四人談起,又哈哈大笑……

    列車從貴陽隆隆駛往昆明。經過一座鐵道大橋時,車窗外的江中,一列貨運列車的車頭,牢牢插入波濤中,長長的列車身斜下,車尾翹在水上。心中發怵。在想,倘使那是一列客運車廂,必是幾千學生“人或為魚鱉”了。那將是一場怎樣駭人聽聞的慘劇,又將對“大串聯”、“文化大革命”產生怎樣的影響?好在它是一趟貨運列車。

    昆明不同,運動熱火朝天。我們從駐地昆明師范學院出去,往云南省委大院看大字報。有一份出自清華大學學生之手的大字報,《閆紅彥,你裝什么蒜?》首先吸引了我們。閆時為云南省委第一書記。內容說他“抵制毛主席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壓制八屆十一中全會及《炮打司令部》的傳達。昆明各院校運動的形勢頗為看好。晚上,三人還沒出去,王濤就回來了。這老兄在我們一齊返回的途中,自個兒溜了,先跑去領略滇池的煙水茫茫,并抄回了大觀樓那副聞名中外的長聯。我們在屋子里高聲朗誦。翌日一早,四個人匆匆趕往滇池、大觀樓。果然名不虛傳!滇池汪汪的清波不說,單那大觀樓就夠讓人神魂顛倒了。孫髯翁這位當地歷史上的才人,在懸掛于兩旁楹柱上的長聯中贊嘆:“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闊無邊……”,“數千年往事注上心頭,把酒臨虛,嘆滾滾英雄何在……”讓人生起無限的滄桑感。這就是祖國的大好河山!
    第二天,在校園一角憑吊聞一多先生的衣冠冢。昆明師范學院抗戰時曾作西南聯大的校址,聞先生就是在這里橫眉怒對國民黨特務的手槍而遇難。他的《紅燭》和《死水》,給過我們深深的思考,給過我們悲涼美感的品味。憑吊之中,冬鈴兄情不自禁還吟哦了幾句馮友蘭為聯大所作校歌的歌詞。四人默默,黯然徘徊……

    云貴高原群山奔馬,雨霧迷濛。我們四個已在出沒于山、水、橋、洞的火車上,出云南、穿貴州、入廣西、奔向廣州的途中。一路苦極,隆隆的聲響,不想說話的疲勞,朦朧著眉眼,腦海中只有北大校園的沸騰,成都的瓢潑大雨,山城的紛紛擾擾,一幕幕閃過。

    廣州一番新天地。全國各地“串聯”來此的學生到處都是。中山大學、暨南大學、華南工學院運動有聲有色,大字報五花八門,說什么的都有。這里有一個特點,“火燒省市委”的攻勢都比較溫和,不像成渝那樣怒氣沖天。未見攻擊陶鑄的,這不僅僅因其已進核心層成為中央文革小組大員吧。省長陳郁挨“炮打”不少。我們在沙面碰到“攔路虎”,一群“紅小兵”擋住去路,硬要我們背誦毛主席語錄。我們逗樂故意不背,孩子們站一排,揮動“紅彤彤”高喊,“什么人站在……就是反革命派”,對四條好漢大加恐嚇。我們揚長而去。參觀“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拜謁“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墓”,當為此次廣州行收獲最大的。“講習所”中的革命文物,看得人流連忘返,早年毛澤東填寫的履歷表內容之詳,用心之誠,讓人嘖嘖稱嘆。他實事求是,毫不掩飾他思想的發展過程,讓人信服而崇敬。別的工夫基本用去“游山玩水”,什么鵝潭月色,五羊名勝,越秀靈姿,都領略了,連當地一些小吃也沒放過。

    在廣州,劉成德寫出一份成渝貴昆穗五地“串聯”的觀感,洋洋數千言,反映了西南華南“文革”初期的一些情況和體會,可進一段方域史的“實錄”。油印成文,流布人間,藉以擴大影響。其后,我們回到北京。
北大一片紛亂,到處是人,到處是紙,宿舍成了過往客商的旅店。眾多同學已遠走高飛,大字報稀稀落落,大喇叭成天響徹云宵,播送著“校文革”的“通令”和批判。聶元梓忙著“接見”和“指示”。10月上旬,我們四人又登上火車,往南京、無錫、蘇州、上海和杭州去了。

    大概少年氣盛,不知天高地厚吧,在北大經歷了初期的洗禮,又放眼看了西南華南的“轟轟烈烈”,就頗有“登岱歸來不看山”的氣概。京滬杭等地的運動,大同小異,都作冷眼觀。南京、上海、杭州和無、蘇的高校,雖身臨其境,也都走馬觀花,覺得沒多少新鮮內容。關注點移向六朝名勝、太湖風光、蘇州園林和滬杭繁華……我們次第觀瞻了“總統府”、中山陵、雞鳴寺、采石磯和南京梅園。梅園為國共和談時中共代表周恩來的駐地,自有瞻仰憑吊的意義。也領略了包孕吳越、劍池虎丘、留園拙政以及“姑蘇城外寒山寺”。流連于杭州的湖光山色、西泠印社和柳浪聞鷺。在蘇堤白堤,肅然于東坡居士、白氏樂天的歷史政績,“想見其為人”。
四個窮學生已羞澀于阮囊,返程中劉君成德又患牙疼于滬上,成天蹙額捂嘴“嘶嘶嘶”,我們三個“健兒”深抱同情,熱鬧無可久留,11月初狼狽返回北京。

    不知怎的,眉間心上總是山河震蕩,遍地沸騰。無以名狀的不安與憂慮揮之不去……看來,中華大地難有寧日了。

五、文革兩大派的對壘與北大“老佛爺”的專權

    聶元梓日益專擅,排斥異類。校內運動“大方向”已經偏離,群眾斗群眾在全校蔓延,隨著1967新年鐘聲在寒氣中飄走,局面越發混亂。中文系四年級女生沈達力被逼自殺,二年級有人跳樓,“222”室打成“反革命”,史學家汪錢成了冤鬼,翦伯贊、馮友蘭、王力、傅鷹、黃昆……一大串“反動權威”編入了勞改隊。恐怖與壓抑彌漫在淡淡的血腥氣中。

    張春橋、王洪文在上海挑起的“一月風暴”迅速席卷全國。中央文革號召“革命大奪權”。各地省市委崩潰,政府癱瘓,大武斗在全國出現。春風化為赤炎,“革命委員會”在腥風血雨中拔起,一個接一個“致敬電”“最最最熱烈”“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這場“風暴”以后,全國局面不可收拾。在北京,高校學生的很多人,從持續的狂熱中逐漸清醒;面對掃蕩文化、誅滅智慧、否定知識、逼死干部、學者和作家,種種機構團體土崩瓦解的血腥現實,開始冷靜沉思,“文化大革命”到底為了什么?國家與個人的前途在哪里?而無可奈何地走向消沉與逍遙。他們正經歷的時代的瘋狂、失望、痛苦,今天的年輕人無法理解。

    一個駭人聽聞的消息傳開。老帥們“二月大鬧懷仁堂”、公然對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誰誰“拍斷手指”,誰誰罵“過河拆橋”,又誰誰甩出一句狠話,“跟了一輩子跟成這樣,不跟了……”,怒發沖冠,揚長而去。聞所未聞,憂所未憂。很快,這一事件被說成“二月逆流”。人們隨著慣性,沒命地推波助瀾,又跑上大街大刷特刷“反擊二月逆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大標語,貼出一張又一張批判“二月逆流”的大字報。北大的運動就在這種氣候中走向深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列車,正雷霆萬鈞駛向我們不知道的地方。
自然界已經春暖花開,眨眼工夫綠蔭匝地。校內越來越亂,兩大營壘分分合合,合合分分,涌出了數不清的小派別。“六六串聯會”、“北京公社”、“零(0)派”、“橘子洲”、“新北大公社”、“紅旗飄”、 “井岡山”……五花八門。大字報又鋪天蓋地,各表各的觀點,圍繞“校文革”施政的謬誤,展開全面混戰。“老佛爺”代替了“聶元梓”,爬上大字報滿校飛揚,各系師生員工四分五裂,互相廝殺。最終,反對聶氏“校文革”一派五、六千學生,匯成“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新北大井岡山兵團”。后來毛主席召見“學生領袖”派頭頭們,對著聶元梓說,“井岡山這股洪水一出來,就把你老佛爺的佛堂沖垮了”,給了兩派尖銳批評。筆者參加到“兵團”在中文系一個戰斗隊“戰地黃花”,參與激烈的大字報戰。不久,中英生出外交糾紛,世界帝修反趁機掀起一股反華浪潮。北京作出強烈反應。筆者匯入北大隊伍的洪流,前往東交民巷游行示威,高呼“打倒英、美帝國主義”!“打倒蘇修”!“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慷慨激昂,十分革命。 

    7月20日,毛主席由王力等陪同南巡視察,這一天正住在武昌東湖賓館。武漢“7.20事件”發生。有全副武裝的大量軍人參與其中沖擊東湖賓館,抓出王力打成重傷,登到《人民日報》上的照片,王力頭上纏著繃帶。事件震驚全國,波及世界。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脫不了干系。消息傳到北京,又是群情激憤,聲討陳再道的大標語滿城揮刷。我們上街游行,“打倒陳再道!”“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回來思忖,王力和主席住在同一個賓館,那里膽敢生出這種事,背后是何蹊蹺?由這個“史無前例”誘發的海嘯,泯滅理性、清除智慧、破壞一切,掃蕩一切,我們從內心已經生出強烈的反感而又不得不隨大流,只暗暗盼望快些結束這場烏煙瘴氣的野蠻與瘋狂。

    在國外,我國駐印度尼西亞使館遭暴力沖擊,大使姚登山不畏強暴,指揮使館人員堅決維護中國的尊嚴而受傷,應祖國之召返回北京。我們隨北大隊伍,不顧汗流浹背,趕往首都機場和兄弟院校匯合,迎接這位歸自反帝反修前線的民族英雄。在午后炎熱的烘烤中,齊聚機場的成千上萬學生,情緒熱烈地站在四周等候。一隊軍人沿四下走動維持秩序,走到我們跟前。
    約莫四點,機場大門魚貫駛入一溜兒烏黑閃亮的紅旗牌轎車。頭一部車門一開,跳下來的果然是周總理!他精神抖擻,站在車旁,不斷招呼從后面車內出來的人,意氣洋洋,像個小伙子。全場沸騰,山呼海呼。過了一會兒,最后一部“紅旗”駛進,出來的才真是陳老總。他四個兜兒的軍裝顯得松寬,褲管也高,鞋襪露著,帽沿有些耷拉,也不跟人招呼而頗顯生動。那時候陳毅外長日無寧卯,正在外交部受苦。大家又是歡呼又是笑。同學們對陳老總特喜歡,也特敬重,哪怕他那時候那么灰溜溜。不多時前方低空傳來轟轟隆隆的聲響,姚大使到了。等到這位身材高大的英雄出現在舷梯上,揮了半天手,才走下地,并未發表講話,就鉆進了迎候他的“紅旗牌”。
    姚大使不爭氣,一回來就卷入外交部兩派紛爭,以為自家功高業壯、天下揚名了吧,在江青、康生、陳伯達們的默許下,把陳老總趕下臺,自己坐上外交部部長交椅。人們由此對他另眼相看。好景不長,沒當上幾天部長就垮臺了。這不也是“天作孽,猶可逭;自作孽,不可活”嗎!

    北京的高校已分成“天派”“地派”兩大陣營。蒯大富清華“井岡山”、北航“紅旗”、人大“三紅”和聶元梓為頭兒的“新北大公社”等歸“天派”。地院“東方紅”、北師大譚厚蘭“井岡山”和北大“孔楊牛侯們”的“井岡山兵團”,、清華“414”、人大“新人大公社”、這些是“地派”。“天”“地”合起來,在號稱“北京五大學生領袖”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王大賓、韓愛晶五個派頭頭攪動下,北京城倒海翻江,沒一寸靜土。以至1967年初夏,在某種默許下,居然煽動起成千成萬狂熱的學生圍困中南海,盤踞著幾條大街,在那里安營扎寨,高音喇叭晝夜呼喊,聲稱“堅決揪出劉少奇!”十幾天之后,才被“勸說返校”,成為“文革”中又一股濁流。這一次,北大忙于內戰,只聶元梓派了幾個代表去推波助瀾,借以顯示她的影響和地位。

    來了兩次批斗“走資派”的大行動。筆者隨大流,都參與其中,充當波濤中一個水點。

    已是冬天,寒風咬嚙。北京工人體育場十萬人批斗“彭、陸、羅、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大會(“楊”當日缺位),把斗爭推至又一個高潮。稍后,又在北京工人體育館批斗魯迅定的“四條漢子”。批“四條漢子”的會,臺上還坐著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就是曾在延安窯洞中聆聽過毛澤東“一切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高論那位年輕的美國女記者。此時人們看到的,這位早已是國人婦孺皆知的斯特朗,已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了,頭戴一頂黑色絨帽,坐在臺上一言不發。斯氏一生追求光明,后來對斯大林失望,離開蘇聯來新中國定居,享盡禮贊。今天她看到這些,又想些什么呢?人們不得而知。

    北大組織了一場批斗彭真、周揚等人的大會,陸平、彭佩云等“走資派”陪斗,兩派同時參加,仍在東操場進行。我們意外看到李敦白坐在臺上。這位久已加入中國籍的美國佬,老早就名揚四海,又是個“中國通”,連北京土話都會講,還成了一名中共黨員,充當著華籍外國專家。今日批斗會,當局請了他來先作講演,以壯聲威。此君個子不高,并非“山姆大叔”,而口才棒極,一口“京片子”,戴個“前進帽”(別處叫“鴨嘴帽”)。一開口,他一手高高舉起《毛主席語錄》,一手舉起“黑修養”(《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之蔑稱),說:“中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就是這兩本小書的斗爭……”,別開生面,新鮮幽默,講得人海歡聲雷動。聽說,四十年代初,他以進步記者身份去到延安,甚獲嘉許,便留居中國,“文革”之后才回到他的故土。“中國通”講完,一聲“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押上來”的呼喊,階下囚們到位。幾名套著“新北大公社”紅袖套的學生,在“噴氣式”背后不停地按他們的頭。彭真,這位曾赴莫斯科面對面斥責赫魯曉夫“你們才是好斗的草雞(母雞)”的“反修斗士”,今雖已成階下囚,按他頭時他不服,昂起來,大聲抗爭:“我還是共產黨員么(黨籍尚在)!為什么要低頭?”一片“打倒”、一片“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的怒吼。周揚不作聲,才免去了幾多皮肉之苦。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批判彭、陸、羅、楊大會西郊聯絡處”,設在中央民族學院。同班的王濤在那里“上串下跳”。室外寒風刺骨,塵沙大作。一天,筆者從屋出去,樓道口走來王濤,夾著一捆白白的小木板。還老遠,他就高聲喊道:“老杜啊!快,快進屋給我們寫牌子,你毛筆字好……”筆者莫明所以。已在上文點到,這是要在工人體育場批斗“彭、陸、羅、楊”了。筆者欣然接受任務,大寫特寫“反革命修主義分子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陸定一”直寫到末一名“分子”,并按王濤吩咐,“每個名兒上打個×”,放桌上高高一摞子,拿給王濤,也就沒管了。沒想到1968年春節前,筆者回四川平昌老家看爹娘,路過巴中城,居然看見到處張貼著這次批斗會現場的海報照片,臺上挨批斗的“彭、陸、羅、楊”們,胸前所掛黑牌子的姓名,那字跡正是筆者所為!先還一陣興奮,隨后便發怵:“這可糟了,要秋后算帳,這不成了我的罪證?彭、陸、羅、楊何等人物啊……”幸好,看來他們要“永世不得翻身”了,“秋后”的“帳”算不到我這無名小卒頭上。

   返回學校,北京形勢又一大變。王力、關鋒、戚本禹,昨天還是江青們親密戰友的人,這時候輪到作階下囚,一順溜兒也倒了。白衣蒼狗,天意何其難測。校內,“新北大公社”,“井岡山兵團”,兩派針鋒相對進入白熱化。聶元梓、孫蓬一們的大喇叭,從早到黑轟炸,“孔楊牛侯們,你們的末日就要到了……”還辱罵周培源副校長“周白毛(周先生銀發滿首)”“喝美國牛奶長大……”所謂“孔楊牛侯”,即孔繁、楊克明,參與過“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起革;牛輝林,法律系學生,侯漢清,圖書館學系研究生。都是“井岡山”的頭兒。周先生起先也曾列入“井岡山”負責人之一,周恩來總理勸他退出了。“井岡山”的大喇叭則以“聶孫之流”回敬。互相對罵,無止無休。

    聶元梓、孫蓬一這些人政務訓練有素,老于世故,深諳“斗爭哲學”的堂奧,又長于分化瓦解之術。“牛侯們”這班毛頭小伙子遠非其對手。全校學生萬余人,絕多反感于聶氏“校文革”的倒行逆施,七八千學生投到“井岡山”麾下,個個成了“鐵桿”,能量巨大,又拒不投降。聶元梓們責令各系“文革”找出學生名冊,挑出“井岡山”的人,按他們的家庭地址,給散在全國各地的“井岡山”家長們發去黑材料和勸降書,威嚇家長叫子女歸降。筆者的父母就收到過這種東西,害得他們擔驚受怕。家在京城的“山上人”,聶元梓們則派人直接去找家長胡攪蠻纏。......

     2009年3月21初稿
     10月16日改定
       (本網摘錄,作者文責自負,文章不代表本網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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